我在一堆书里选择放归宿假时带回去看的，每个假期不管它的长短我都怀着敬畏的心尊重它们，带上几本书回家，这跟逢年过节走亲戚提着伴手礼有几分相似，是一种仪式和安全感结合各的产物。虽然每次带回去的书，总是远远大过我实际的阅读量，但我从没想过要减少带几本这件事。在我纠结恶补一下英语还是锦上添花的把理综搞得更有声色的时候，蒋焉把我从教室里拉出来。在我先要问他之前，他告诉我，谢凯明天回来，我惊讶的看着蒋焉，想等他再一次确认。“明天去车站呢，还是和你相好的共度美好时光，选择吧。”蒋焉笑着问我，我坚定的望着学校后山的杂草目光如炬的吐出几个字“两样都要！”然后朝着蒋焉后脑突然一击，在他反应过来之前笑着跑向楼下。
星期六一大早我和蒋焉在楼下吃过早餐，站在街边等了半天都不见一辆火三轮经过，当时间过去半个小时候，一辆人力三轮慢慢悠悠的向我们驶来，蒋焉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又过了一分钟，人力三轮终于停在我们面前，骑车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我们差不多遇到了整个蓬溪城里最德高望重的车夫了，车夫拉着我们慢慢的起步，在蹬了大概十多脚之后想起了还没问我们去那里，而我们也忘记了告诉他要去哪里。蒋焉告诉他去车站之后，车夫说声好嘞，叫我们坐好，在我们都以为他马上会发力的时候，他转身告诉我们去车站有两个坡，得加一块钱，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只是叫他尽量快点，于是他又说了第二声好嘞，到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好嘞只是一个语气助词没有实际的意义，就像去餐馆吃饭，你催菜的时候，总会被告知被催的那个菜正在锅里一样。车夫很健谈，东拉西扯的跟我们讲起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蓬溪的和世界的新闻，在谈到巴以冲突的时候，我们到了第一个坡，车夫说这个坡有个名字，我问他叫什么，他说这个坡叫刚娃。我在蓬溪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坡有这样一个顺耳的名字，我笑着看看蒋焉，蒋焉也摇摇头。车夫从车座上站起来，用力的踩着，当他再次坐回车座的时候开始，开始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说这个坡和他的大儿子很相像，所以他给这个坡取了和他大儿子一样的名字。我问他坡和人有什么相像。他笑着说这个坡看上去很陡，但是只要掌握好节奏，控制好力道，踩上来很容易，他大儿子跟这一样吃软不吃硬。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给一个坡取名字，这本身需要多么不俗的想象力，而这个有想象力的人却干着靠体力挣钱的活。在第二个坡前，车夫直接从车上下来，一只手拉起车轮后的绳子，一只手掌着车把，看上去像极了那幅《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而我们坐在车上就象征着剥削的枷锁，这让我们有些不自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不愿意选择人力三轮，一看到车夫发达的小腿肌肉我就想起了剥削这个词，而剥削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我不喜欢和它产生联系。我和蒋焉从车上跳下来，车夫说惊讶的看着我们说已经上了一个坡了你们不坐上来不好算账嘛。我告诉他蒋焉是我们学校的体训生，成天拉着轮胎在满是油渣的路面上跑步，有身用不完的力气，拉轮胎是浪费，拉人才是物尽其用，当我说到这的时候，蒋焉已经坐在车座上，我让车夫和我一起坐进车厢。蒋焉朝让我们坐好了，然后用力踩向踏板，这车立马脱胎换骨般的充满了生机，向着坡顶冲去。这个坡比第一个陡一些，也短一些，我想车夫的第二个儿子应该桀骜不驯，满是叛逆，这让我想到了自己，我在父母眼里是不是也有坡这一种属性。蒋焉一直把车骑到车站，给钱时，车夫不好意思多收那一块钱，但最终我们还是把钱塞进了他手里，他又慢悠悠的踩着他的三轮车向来时的路走去，这回遇见他两个“儿子”的时候应该高兴些了，它们都变成了下坡的快意。
蓬溪的老车站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一个双向两车道的路总是被行人和摊贩塞得比实际上的更窄，这个五十米长的出站口，一辆车通行还算将就，最怕的是遇到会车，每当这个时候司机就从车窗探出头来，让轮胎从摊贩地摊的边缘无限接近的地方一寸寸的开过，在这拥挤的间隙，小贩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商机，他们把锅盔，花生和其它乱七八糟的零食分成一个个的小包，用簸箕递向每一扇打开的车窗，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也不是为零，所以他们乐此不疲。在这样的背景下老车站在一年前顺理成章的变成了蓬溪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而车站搬到了城郊，当然政府不这样称呼，他们说这里是开发区。一条宽敞的马路从城区一直延伸到新车站，这条路上过不少次蓬溪新闻，在新闻里这条路叫做六十米大道，我原本以为这是它的长度，想着可能是比老车站出站口长了十米所以才能上新闻，当然每一个进步都值得肯定，十米也是进步，也应该表扬肯定。当我站这里时，怎么看也不止六十米，于是才知道这是它的宽度。这里的环境很简单几乎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下来，这里除了车站前卫大胆的候车大厅外，再没有其它建筑的存在，六十米大道上一些工人还在安装路灯，车站门口的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着开发区未来十年的构想，但我看了很久也没找到自己现在站的位置，在还想进一步研究的时候蒋焉拉着我走进候车大厅。候车大厅很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