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透过检票口的玻璃，看着进站的汽车，长途汽车和乡村客运的中巴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都大而且高，而谢凯就在这种大而高的车上，所以我们要发现他来时的车不是件难事，只是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那个一笑就露出大板牙的谢凯吗？五年前我和蒋焉去火车站的时候，他的个头和我一样，但现在我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和他说话以免出现仰视的尴尬，于是我开始猜想我会不会是三个人种最矮的那个，于是我把背挺直等着答案即将揭晓的那一刻。大概在我保持这个姿势五分钟之后决定去上厕所，我问蒋焉要去吗，他说刚抽烟的时候就方便过了。“冯知，冯知……”刚进厕所没多久就听见蒋焉在大厅里喊我的名字，但此刻我没办法刹车，等爽完之后跑到候车大厅已经看不见他了，而检票口后面一辆高而大的长途车正在倒车回正车位准备进站，我知道是谢凯来了。我跑过检票口和蒋焉一起看着从车门上下来的每一个人，当看到一个梳着郭富城一样四六分头型的人我和蒋焉互相看了一眼确定那就是谢凯，这时那人也看见了我们，他向我们跑来，在那块写着“旅客通道请勿逗留”的牌子下，我们三个拥抱在一起，组成了通道上最大的一个障碍物，旅客从我们身边侧身而过，而我们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不便，不知是谁的拳头在捶打我的背，我也将这种节奏传递到他们身上，这是我们分开五年后的第一个拥抱，仿佛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拥抱，在这个时候，肢体语言可以完全替代一切语言，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在同一时刻被对方敲开了过去的门，让那段岁月美好的部分顺着大门一直流淌到现在，直到我们都感觉到了它的温暖和惬意。“好啦，二娃，快过来拿东西”，这时候我们才看见谢爸站在一堆行李边望着我们笑。
谢凯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去了奎格广场的露天茶馆，本来我们这个年纪更适合去网吧，但那里带上耳机盯着屏幕之后就变成了各自的世界，而我们需要的是是交流。谢凯坐在藤椅上左顾右盼，一直问这奎格公园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什么时候给全铺上地砖了，我们一点点给他讲，蓬溪这五年的变化。每天生活在蓬溪其实并未看到谢凯眼里的那种不可思议，当他问起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我们周遭已有了不小的变化。谢凯走之前，全城有一半是青瓦房，施工的工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但一切仿佛在某个时候起了变化，城里到处跟二战时候一样，处处都是瓦砾和断壁残垣，无数个水泥搅拌机在街边发出刺耳的声音，卵石，河沙倾在街边占去了大部分的路面，行人跳跃着走过满是障碍的街道。当拆迁队站在上河街那片最后一排青瓦房的时候，我心中有了一丝悲凉，我几乎记得每间店铺卖什么东西，也知道在他们中间隐藏的那家我最喜欢的包子铺，当我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每次上城都会要求父母带我去这里，当我把一个沾满红油的包子塞进嘴里的时候便构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当拆迁队第一斧子劈在它榫卯了不知多少个春秋的大梁上，我知道这一切便不会再出现在我眼里。在文物保护的意义上说，那的却是一条没有保护价值的老街，它没有鲜明的历史符号，没有层峦叠嶂的布局，没有雕梁画栋的工艺，所以它是历史前进上的阻碍，属于被历史车轮碾碎的那一部分。我们必须用大楼代替它，贴满瓷砖，按满明亮窗户才是时代发展的佐证，所以在这刻我们大多数选择了这种佐证，我知道我那种怀旧的思想是少数而卑微的，但还是保留了它存在的空间，或许有和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也是无力和渺小的。我问谢凯还记不记得小学时候的美术老师杜老师，谢凯用嘴吹着他一缕垂下来的头发让它归位，当那缕头发再次垂下时，他说他记得，问我怎么说起他。于是我笑着二年级开始，铅笔都还使得不熟练的我们，被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强迫临摹他画在黑板上的牡丹。在上课前他就进教室，撅着屁股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勾勾画画，我们好奇的围在这个新老师身边猜他画的是什么，当他画好后，我发现那是我见过的最像牡丹的牡丹画。然后他要我们把黑板上的牡丹花搬到自己的作业本上，那堂课静悄悄的，只有铅笔和橡皮接触纸面划出的声音，当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还在用橡皮擦掉牡丹花上不够圆润的地方，他叫小组长收上所有的画，当我望着我那张像一个洒满葱花的大饼别收走之后有些小遗憾，我想要是再多给我些时间，它会不那么像大饼。一周后，当小组长把我的“大饼”发给我的时候，我看见在它边上多了一个鲜红的九十分，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画画的天才，因为那九十分过分鲜艳，浓浓的墨水深深的印在那张纸上，从背面也能看到它渗出来的红，我拿着它跟周围的所有人比过，在确定我是最高的分数后，才把它折叠的夹层中。从那一天开始每周期待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