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日战争上，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他还预测，“因为存在东条英机的战争指导，所以日本恐怕要失败。”
这观点我当时听进去了，不过只是记在心里，嘴上不敢说——那时候中枢上下从大将到少佐都很嚣张，认为中国一击就倒，谁敢说“长期战争？”、谁敢说“日本失败？”那是非国民的言论！只是我在满洲剿匪多年，深知其中不易，对石原观点将信将疑，或者说两不相信——东条等人固然过于乐观，石原等人可能也太悲观了点。
但后来我就看清楚了，别说3个月，打了60个月都没能迫使中国屈服，反而折损了无数兵力、军费。更重要的是，我受命潜伏后，八路军领导推荐给我看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写的《论持久战》，还给的是日文版，我当时真吓傻了——天下竟然有如此相同的战略思想？**肯定不知道石原莞尔说过些什么，而石原也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想法，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等到再熟悉一点，我又读到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里面有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算是代表guo 方面的想法，那时候我就明白这场战争基本打不赢了，能体面收场已非常不错。
后来搞军火贸易，我就趁机提出“能不能把这两篇文章发给冈村司令官，让他好好拜读，缓解中日局势，早日实现和平”，八路军认为可以，因为这都是公开发表的文件，带有鼓舞本方斗志精神的作用，发出去不算透露机密。冈村元帅看到了我寄过去的日文版，还读了我的批注，据说感慨很久。{编者注：此件有存档，但未见冈村元帅批注，考虑到小林光秀将军的使命，我们认为属实可能性很大}
对于中日战争，虽然我是在全面战争展开4年后才到华北，但实际上战争一开始我就在关注这件事，还近距离受到石原莞尔不一样的教诲，即便这种教诲不能帮助我形成战略决策的能力，但对我的战略想法和日中关系怎么走有巨大影响。
果不出石原判断，全面战争开始后，历经昭和12年的太原会战、淞沪会战，昭和13年{1938}的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乃至广州会战，帝国用一年多点时间占领了中国全部精华地带和出海口，换成欧洲普通国家，这种情况下老早就投降了，但中国依然坚持抵抗，蒋z quan把首都迁到了重庆，迫使我军继续进行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等多次作战，虽然歼灭了350万以上的中**{编者注：毙、伤、俘及主动投降后又加入汪z quan的部队}，还扶持起了南京汪z quan，但顺利结束中日战争却遥遥无期。
主张扩大事端的内阁已换了6次之多{编者注：包括3次近卫内阁、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7次内阁变动}，依然找不到解决办法，还引起了英美的高度警惕，就在这样深陷泥潭的情况下，帝国又袭击了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更加捉襟见肘。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已在华北方面军工作，司令部众人在得知珍珠港辉煌大胜的消息后大家只高兴了两天，回头就愁容满面——南洋打仗要从中国抽调兵力，本来这里兵力就不够，这是要我们死么？
当时华北方面军有员额25万人，说起来是中国最大的兵团，但实际上可动用的机动兵力很少，因为这25万人当中有5万属于驻蒙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他们只是在编制上属于华北方面军，真正归口指挥的是关东军，而20万人要对付多少地方呢？包括中国的华北、平津、山东、山西、江苏北部、河南，湖北北部、陕西部分，差不多将近90万平方公里，换而言之，这是和满洲国差不多大的地方。
我最喜欢对比数据，到了华北方面军就和冈村大将对比：满洲国有关东军70万，满洲**20多万，我们只有20万华北军和50多万不牢靠的皇协军【译者注：伪军】；满洲国人口3500万，这片土地上人口9000多万，将近1亿，和日本总人口差不多；满洲国游击队同一时期最多也就是10几万，而华北不但拥有八路军30多万，还有近百万guo 政府军，战斗力强得多，这怎么管？
我在内部开会时很坦率：要么收缩战线，要么增兵，否则我看不到希望，那时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华北，而是要担心会不会被中国人反过来吃掉。
我去时华北方面军正在竭力争取援军，但珍珠港这一开战，大家就知道援军是不要指望了，说不定还得从我们这里抽人，那可真是疯了。所以冈村大将当机立断，说不再对外扩张，专注于内部梳理，同时要妥善利用guo han党之间的关系。
他拍拍我的肩膀：“光秀，我调你过来是发挥你反游击战长处的，可不是光听你诉苦，你得想办法进行治安整肃。”
华北情况和满洲有很大不同，我花了2个多月时间，通过调查档案、走访官兵、实地调查后得出了很多观点，写了报告，上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至今我想起来印象还很深刻：
第一条叫花姑娘判断法。我认为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治安情况好坏：凡绝对见不到姑娘踪影的，系惧怕我军，为“治安不好”；对我军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为“治安稍好”；中国姑娘敢于走出家门，并神态自若地走在有帝**人往来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