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影响是张学良、杨虎城在昭和11年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并让中国gong chan军和南京政府一起展开合作，这对帝国敲响了警钟，使部分高层认为对华之战不可避免。
事实上中日在塘沽停战到卢沟桥事变间长达4年并不是没有和平机会，帝国海军在这个时期内甚至还为中国海军建造了2艘军舰【译者注：平海、宁海二舰】，非要说我们在满洲事变告一段落后就准备对华全面战争，那不是客观和科学的。
这段时间我已调任在关东军，所以更多nei mu没法挖掘，只能根据石原元帅和我的交流来说一些情况，他到参谋本部后一直关注我在满洲国的工作，对我那套反游击战也很感兴趣，226兵变后他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只有一步之遥。他曾和别人说我们可能要学一学反游击战，但参谋本部其他军ren da都是一笑了之——那时候大兵团、机械化作战才是主流科目，反游击战似乎是三流甚至四流部队玩的东西，看不上眼很正常，石原也不可能天天来盯着或者推广我的东西，他的志向主要还是在战略层面，他坚决反对所谓对华战争扩大化，人称“不扩大派”，以至于还遭到了其他少壮派的嘲笑——我们今天就是仿效石原前辈在满洲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啊。
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编者注：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编者注：陆大34期，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是不扩大事态派，以陆相杉山元{编者注：陆大22期，天诛国贼中 sha}，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编者注：陆大35期，后任近卫师团长，天诛国贼中退役}，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编者注：陆大32期，几年后转变立场变成石原派}为首的是主战派，一番争辩之后，不扩大派被赶走，全面战争派上台，石原莞尔本人也被发配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时间是昭和12年{1937}9月底。
他在进入参谋本部后便开始着手制订长期战争指导计划，基本构想一句话——“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以日{东洋文明中心}美{西洋文明中心}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在他看来“日美决战”未到来以前，日本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积蓄力量，所以不可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而应该全力建设满洲及加快军备建设，北进苏联迫使其放弃远东，当然不扩大对华战争不等于不从中国手里拿好处，他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将中国庞大的资源逐步转化为日本战争机器一部分，如果可能，把中国也一体纳入日本阵营。该观点遭到东条英机等人的反对，认为石原莞尔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力量，“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这句话发展到最后，就是所谓的“三个月征服支那”论。
当然，我们包括提出这句口号的人都很清楚，“三个月”是个夸张词，形容时间短而不是真代表三个月的日期——从满洲事变到满洲国最终平定都超过了4个多月，怎么可能真用三个月征服十倍于满洲的中国本土？
对此，石原莞尔针锋相对地驳斥不要主观行事，“以我国现有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他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了不扩大事端的命令，却遭到无视，正如6年前他无视参谋本部下达给他的命令一样，2个月后他被赶出参谋本部，扩大派牢牢掌握了军政大权，所以他这时候很苦闷，很想找人诉说自己的观点，而我就成了最好的倾听者。
在他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担任参谋长的是东条英机，两人不仅在主要思想上有矛盾，在个人交往上也有不小的矛盾。
因为我是实干派战术参谋，东条本来对我观感还可以，但石原来后，因为他和东条关系很糟糕，再加原来他在关东军的旧识很多都调走了，一下子显得和我比较亲近，反而连带引起东条对我的反感，当时东条不但派宪兵盯梢石原的行动，甚至还派宪兵来盯梢我，所以我对东条心胸狭窄有充分认识，他在天诛国贼中的下场我也觉得毫不为奇，不过我因为立下功劳，在关东军里有一点名气，所以他不能明着对我怎么样，只是把我从第1课排挤到了第4课，说是让我当课长，其实是边缘化手段。好在我天性豁达，对此不以为意，正好第4课是我更熟悉的政略、战史、国情等所谓其他科目，就一头钻了进去。
那时候石原就有空和我聊战略，我不懂战略又好学，所以他很喜欢和我侃，一侃就是半天——难怪东条有不同的想法。
石原莞尔不同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地方在于，他非常重视军事理论和战史的研究，上到拿破仑战争，下到日俄战争都有所研究。他把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中日战争在他看来属于“持久性”，日美战争属于“决战性”。该观点在现在来看不算100正确，不管国内人怎么想，我坚持认为德美战争才是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