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着。
我看到高雄出现在广场的对面。我看到他穿越广场和街道向我走来。我看到他下了台阶，走到我面前。
我记得那个下午，高雄把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告诉我你已经上了呼吸机，被下了病危通知的消息。
医生跟汪指导谈了你病情的凶险程度，他判断你这一次，是九死一生。
汪指导心情沉重地给你家里打了电话，来接电话的，是你母亲。汪指导怀着万分的心痛，告诉了她你身患绝症，已经入院病危的消息。你母亲在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她说：“您可以再说一遍吗？我怕我年纪大了，会听错了。”
汪指导只好硬着头皮，把事情的经过再说了一遍。说到后来，他声音哽噎，已经语不成调。
听着电话那头的沉默，汪指导觉得自己快要心理崩溃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电话那端传来你妈妈的声音。就在这个很长的间隙里，她声音里的轻快和生机勃勃全部枯萎干瘪了。她的声音听起来苍老了至少20岁。
她用干涩沙哑的声音说：“好，我今晚就上火车，明天就到了。”
汪指导、教导处处长，还有柴老师和刘雯丽，一起到火车站接到了你妈妈。
你妈妈已经白发霜染，鬓角花白，但是看得出来，她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她脸上的神情悲伤而疲惫，但是腰杆还是挺得笔直。
她一下到站台，就连声向大家道谢，称给大家添麻烦了。然后，她拒绝去酒店。她说：“把东西送去酒店就好了。我儿子在哪儿，我要去见他。”
高雄告诉我说，现在是刘雯丽、汪指导的爱人陪着你母亲在医院日夜守护着你。其他人，分班轮流过去帮忙。
你一直在ict病房，你再次发生了大出血，多个内部脏器发生衰竭。如果此刻停掉呼吸机，你只能存活几十秒。
我怔怔地听着高雄讲述这一切。我觉得自己身在一个可怕的噩梦里。我渴望醒来，渴望发现这一切全都不是真的，全都没有发生过。
高雄说：“那天你来我家找我，请求我去照顾他，还记得吗？”
他说：“那几天里，他和我谈了很多有关你的事情。他写了一个纸条。他把纸条交给我。他说，我如果不行了，请你帮个忙，把这个纸条交给她。”
他从口袋里拿出纸条，递给我。
我低头看纸条，上面果然是你的笔迹。
你写道：“所有活着的事物，早晚总有一死。这是最重要的生活常识。”
高雄说：“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到临头，很多人还是会感到难过。”
他说：“心心，你可以哭的。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可是，我没有哭。
就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人陷入最深重的哀恸时，是哭不出来的。就像一个瞬间就被杀害的人一样，血在流出来之前，就冷却凝固了。
（二）
我像一个透明的游魂一样，完成了音乐剧的演出。
强烈而眩目的灯光被一个阴影挡住了。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的手被别人握在手里。
那位董事走上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致谢。
他是一位头发银白的绅士。他亲切地看着我。
他对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上帝赋予我们灵魂，是为了让它和我们的身体在一起的，而不是让它流落在身体之外。”
他说：“小姑娘，在困难的时候，内心要有信仰，我们才不会无依无靠。”
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里。
但是，我的灵魂并没有离开身体。
它和我的另外一个身体在一起。它在你的身体那里。
（三）
我抱膝坐在一片黑暗里。
世界已经沉睡了。
我看着对面的阳台。那边黑乎乎的。没有任何的光亮。我感觉到彻骨的寒冷和孤单。
用什么来抵挡这样的孤单呢？用什么来填充那个无底深渊般的空虚呢？
我相信，有痛苦就必有解脱痛苦的方法，就像任何毒药都有它的解药。
但是，那方法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在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已经反复地结束和开始过了。在溪源结束了一次。现在是第二次。随后，还有第三次。
以及，第四次。
（四）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身后一堵风的墙壁竖立起来，并且快速向我的后背推进。
一阵尖锐的刹车声，我左脚运动鞋的后跟被什么东西咬住，我下意识地把脚跟往前挤了一挤，然后就感到脚跟原来所在的地方被一个极其沉重的东西碾压了一下。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立刻瘪软下去。
我的脚跟随着那只被什么碾压住的鞋被钉在原地了。我就被钉在那里，扭转了身。一辆军用十**卡车的驾驶室玻璃就在我头发后面闪着光。它就像两只外星人的眼睛一样冷峻地注视着我。卡车前面的防撞杠就紧紧地顶在我的大腿上。
这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那辆军用大卡车，差一点把我碾倒了。
街上的人都朝这个方向看了过来。然后发出“哗”的一声，开始有人围拢过来。
这时，一个年轻的军人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紧张地走到车子的前方来察看情况。当他看到我还完整地站立着的时候，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脸上僵硬的肌肉放松下来。
他走到我的面前，他问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