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正好是其中之一，由于他相对冷静而保守的做法，也博得了一个布列塔尼亚侯爵家“沉静的罗兰”的这个对崇尚勇猛的法兰克人来说贬义大于褒义的绰号，不过好在他现在已经从督促巴塞罗那的围攻中解脱出来。
留下布列塔尼亚其他几位伯爵的军队，交出一半的直属附庸军队，继续围困巴塞罗那后，罗兰带着剩下的士兵负责“稳固”被烧杀掳掠的一片荒芜的后方。
当然，有某种传言说，巴塞罗那破城在即，有人不希望这位对烧掠缺少缺少积极性的将领，或者说严厉的战场执法者，继续留在军队中碍事。同时也是主帅卡洛曼，对这位没有及时表态的罗兰，一点小小的不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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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城中，彻夜办公的首席大臣，从晨曦的祷告声中，抬起头发发白的头颅，在奴隶和婢仆侍奉下，简单的洗漱整装之后，他再次敷服了提神的膏药，引用了一碗骆驼奶浆。坐上人抬的软轿子，带着开道的仪仗，前往城南大清真寺旁的军营。
今天也是新募集的军队出征的日子，尘土飞扬的列队中，底格里斯河畔，巴格达城中的居民携老扶幼，前来为自家的青年送行，嘱托哭喊送别的各种声音，喧闹在城市的外环区域中。
王朝的宫廷大臣分为三个序列，第一个序列是首席大臣，相对于不遗余力神话自己统治神圣性的哈里发，首席大臣除王储的确定外，王朝的一切行政和宗教事务。第二序列为大埃米尔和最高法官、宗教顾问为主直接向哈里发负责的重臣；第三序列则是一干由首席大臣领导下，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大臣和他们的副手。
警备大臣，同时也是哈里发的卫队长兼任的，不过由于他本职的重要性，平时是由两到三名名为辅佐官的副手，在首席大臣的指导下负责日常事务。
此刻，最让他伤神的是王朝四面开展造成的财政问题。
按照‘伊斯兰教没有奴役‘这一原则,穆斯林世界所使用的奴隶，全是其他信仰的民族所组成的。
用武力征服的地区,原来的农奴仍留在那些土地上,从事耕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五分之四,交给新的穆斯林地主.这些被没收的地区,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拨归国家,国家只向耕种这种土地的农奴征收所产谷物的三分之一。
国家的财源，除了穆斯林的天课以外，还有外国敌人的赔款和贡赋，本国非穆斯林人民的人丁税(jizyah)、土地税(khaaj)1，外国的非穆斯林因向穆斯林国家输入货物而缴纳的什一税。
人丁税(jizyah)也只向***教徒和犹太教徒征收,税额分sān_jí:十二个第尔汗,二十四个第尔汗,四十八个第尔汗,每年征收一次,依照纳税人实际的经济情况,而定其级别。
妇女,儿童,老人,穷人,僧侣和有痼疾的残废人,一律豁免.土地税平均是收成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是向这些顺民征收的，即使纳税人改奉伊斯兰教后,仍然要纳土地税.
在这些项目中，非穆斯林所缴纳的土地税，总是数量最大，而且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哈里发用这些岁入来支付军需，修建清真寺、道路和桥梁，以及兴办穆斯林社会的福利事业，比如赈济穆斯林穷困家庭。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穆斯林社会的团结和互助，是寄生和奴役其他数量更加庞大的非穆斯林群体所获得。所以当穆斯林社会没有足够资源的时候，可以以教义为依据光明正大的掠夺和奴役其他文明和族群，来供养自身。
从某些方面说，伍麦叶王朝的崩溃，与越来越多皈依伊斯兰教而避税的非穆斯林臣民有关，作为改朝换代的导火索，就是从中亚地区信教而不能免税的栗特人，发起的抗税暴动开始。
因此阿巴斯王朝吸取了教训，废除了这个规定，但这中待遇的差别，也成为传统阿拉比亚穆斯林和后来皈依的别族穆斯林之间的新生矛盾。
按照首席大臣的统计，去年国内最主要的几个省份：塞瓦德(下伊拉克，即古代的巴比伦尼亚)每年以现金所纳的土地税(实物除外)，，总计二千七百八十万第尔汗；呼罗珊总计二千八百万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共计一千四百七十二万四千第尔汗；帝国其他省区总计三亿三千一百九十二万九千零八第尔汗。
但这个并不是最终收入到国库中的数字，由于战争的影响，很多省份的收入都缩水，甚至因为被敌对势力控制而断绝了收益，因此王朝不能收到足够的税额，反而要从国库和当地官库中追加拨款维持。这也让首席大臣手上掌控的资源变得拮据起来。
特别是那位曼苏尔大君，一心一意要在叙利亚这片旧王朝发源的土地上，与渡海来犯的拉赫曼进行宿命决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的多余消耗和浪费是不可避免的。
阿巴斯王朝将昔日伍麦叶王朝的版图连同新扩张的土地划分二十四个行省，但是各个行省的具体情况和统治力度，都是有所差别的，越接近王朝中枢的省份，统治越稳固行政效率越高，而距离越远的边疆省份总督则不得不被委任以更大的自治权，有时甚至要依靠当地的贵族来维持有效的统治。
因此，阿巴斯王朝将政治中心从靠近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