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作为幸庭单位存在地自耕农，最有效率的方便国家调集资源和人力。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作为高度集中的大地主附属品，佃客部曲，因为切身的衣食生计相关，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主人家的利益，然后才是官府地需要，至于皇帝。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是以本朝历代君王，也始终贯彻抑制土地兼并，对氏族门阀既要分化使用又要限制打击的国策。
可以说，大唐百年强盛的基业，可以说是建立在以这种班田为基础的府兵制度之上。
虽然恢复府兵牺牲了部分将来的赋税收入，却保证了整个河北地稳定。要知道大唐府兵最盛地时候。举国六百多府。每府最少一个八百人地营制。就是60万到80万的预备役。在历代对外战争中，总能源源不断提供合格地兵员。保持排山倒海式的压倒性投入。
如果不是三次讨南沼的天宝之战，将河北近二十万优良预备役兵员，损失绐尽，安禄山的野心和**，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现在河北战乱比其他地方更加惨烈，大量的土地荒芜，战火和屠杀。饥荒和瘟疫。无数大小门户的因此破灭，使得这些太平年景。很难彻底完成的工作，阻力一下小了许多，再加上西北系统地朔方军为后盾，使得这些非同一利益体系地，又经过严重削弱的旧日豪族，对主张昔日地权利，不再那么强有力。那些被遣散，却有被组织起来开荒的普通士兵，更不会反对对土地的期许。
历史似乎在这里遇到了一转机，战乱固然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但同样也是李泌在奏折里所说的“革除旧弊，汰故焕新的前所未有之良机”。
因此对于龙武军早期，在关中进行有组织的圈地安民的类似小动作，南北两行朝都保持了一致相似的沉默，军队占用的土地，最终还是会过于国家。
而作为拉锯战和游击战最激烈的地方，关中的豪族大户，同样在战乱中损失惨重，成为官军和叛军争夺和消耗的资源，等到那些少数外逃的豪族后人，有命也有运气，重新回来申诉主张自己的权利，黄花菜都凉了。
有了关中小范围试点的良好开头，才有了河北的大刀阔斧，可以说李泌做到这一步，已经完全不在乎毁誉得失了，充分利用了手头所有的形势和资源，只在乎争分夺秒的抢时间。
因为这种事，也就这两三年的机会，一旦残存那些氏族豪门稍微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培养出足够的政治代言人，就算皇帝完全的宠信，作为激进的改良主义的领头人，也很难逃过被作为平息舆论和愤怒的替罪羊。
既然那些在战后继续存留下来的氏族豪强武装，不会轻易将部曲和隐匿的佃户人出来，其中不免用到激烈和强硬的手段杀鸡警猴，所造成灭门族株的事件。
作为拨乱反正的主持者，他也从人们口中超然无物的李白衣李仙人，也开始和冷血、铁碗、酷吏之类的滋芽联系在一起，变成了好些人畏惧而痛恨的眼中钉，好几次在外巡视时，都被人刺杀未遂。这次显然既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朝廷中也屡屡有人以激化地方矛盾，民间动荡为理由，要求招回换人，或者放慢过程徐徐图之，但那位一向少与人争的李白衣，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当的坚决和果断，因为同样机会和条件，随着战争结束，也不会持续的太久，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因此他宁可牺牲自己的政治前程和名声，为这个国家的将来多做一些东西，这一点让我相当的佩服。
想到这里，我只是叹了口气，我和这位李宰相只有几面只缘，虽然立场稍微有所不同，但在见地上还是有不少相互推崇的东西。他在成都时也相当欣赏和理解我做的一些东西，只是碍于身为宰相结交禁军大将的忌讳，明面上没有太多的交集。
象我率领龙武军在河北的时候，因为剥皮、食人、灭人满门之类足够显赫的名声，就没少做过类似扮演威逼利诱的戏码中，唱黑脸地反面角色的事情。
按道理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急进的人，但据我所知他的故事。也许再过一两年，就要按照历史上的人生轨迹，在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和别人眼中的绊脚石之前，功成身退后挂冠而去做隐士了，淡出人们地视野了，大概也就不在乎这些毁誉得失了。
不过，感叹归感叹。以他的智慧和手段，实在用不着我多余的担心。
事实上这位历史上历事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四朝宰相，几起几落堪比小强一般顽强的政治生命力，几度功成甚退归隐，又被几度请出山来力挽狂浪，在中唐的文臣中。是唯一可以与中兴第一功臣郭子仪的功绩相提并论。并且不用什么做只要呆在那里。都可以充当国家基石地角色。
既然那些人没能弄死他，倒霉地就会是自己。或许还会成为他下手整顿和肃清地一个契机。
另一方面。自从史朝清称降，朝廷之中将河北三大军镇，招还的呼声，再次高涨，特别是出塞作战副都元帅李光弼地河东军，先抽走侧翼的仆固所部，又调回最擅长草原作战的回纥兵不算。那些指望马上刀枪入库。放马南山重归太平的大人们，已经提出要以减断供应。来限制和约束那些“劳师国外，巨费糜饷，民苦不堪其弊”的“骄兵捍将们”。
相比那些眼光有限，或者干脆就是政治立场需要，而故做不见的大人们。
好在那位坐镇中原的郭子仪郭老元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