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梁启超
我们从小就知道，《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约成书于春秋中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由周代采诗官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进行整理、谱曲，然后演唱给周天子听。
“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周天子一听，还不错，对于施政很有参考意义，便保存记录下来，作为礼乐的教辅资料进行宣扬，以达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的目的。
关于《诗》的作者们，大部分已不能考证，也无法考证，司马迁也只能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诗》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因为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但，胡适认为《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而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他的这句话误导了很多人，以至于现在我们都认为《诗经》只是一部歌谣，只是起名字的参考书，恰恰相反，《诗经》的经典，已经达到国学的巅峰，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精神纽带。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
这些醉到心里、美到灵魂的出自《诗经》的诗句难道不经典吗？
胡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当时要完成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我们称之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
作为经典的《诗经》，便成为他从“源头”诋毁的对象。
此举受到众多非议：
季羡林：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章太炎：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李敖：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唐德刚：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
毛爷爷：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众说纷纭。
暂不论《诗经》经典与否，我们先了解它在当时发挥的作用。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
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
《诗经》则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为宣扬周礼的载体之一，是当时尤其是贵族子弟学乐、诵诗的官方教材。
也就是说，对《诗经》的熟悉和熟练的运用，是一种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是高层交往比较独特的话语体系。
打个比方。
公元前582年，鲁大夫季文子奉命到宋国嫁女——鲁成公的妹妹，穆姜的女儿伯姬。
在为季文子嫁女归来举行的宴会上，季文子吟诵了《大雅·韩奕》一诗的第五章：
“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xu），鲂鱮（xu）甫甫，麀（you）鹿噳噳（yu），有熊有罴（pi），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
（蹶父强健勇武，足迹踏遍很过国家，就为女儿韩姞找婆家，觉得韩国最好。韩地很富有，川泽遍布水源足，鳊鱼鲢鱼肥又大，母鹿小鹿聚一处，山林有熊有猫有猛虎。庆幸找了这个好地方，韩姞很满意。）
那意思是告诉鲁成公，伯姬嫁到宋国一切都好，就请放心吧。
在内室担心女儿出嫁后受苦、一听到这首诗的穆姜就有些喜不自禁，跑出来向季文子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就吟诵了一首《绿衣》一诗的最后章：“絺（chi，细葛布）兮绤（xi，粗葛布）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穿上葛布衣服，还是觉得冷风嗖嗖的吹，这是因为我思念亡故贤妻的缘故，也体现出了我此刻悲痛的心情如寒风一样冷。）
这首诗虽然表达了丈夫悼念亡妻的深厚感情，但古人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于“赋诗言志”，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所以，穆姜用《绿衣》称引的重点在“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八个字，表达的是对季文子办事的谢意。
这还只是一般的高层交往。
春秋时代，虽然王道渐衰，但礼法信义仍在当时社会起主导作用，各诸侯国为了所以维护原有统治秩序，存亡继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