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多的老百姓自然选择另一条路，即出售余粮。
但粮食是重要物资，得由政|府统一收购，黑市交易是违法的。农业税收已经按市面粮价来征，总不至于让你在黑市上卖粮赚钱，没有这个道理！
这样老百姓把粮食按统购价卖给政|府，政|府再统一对外交易赚差价，这项工作就由商界不死的小强黄献廷来负责。他被任命为东北粮食总局的局长，开始用他所擅长的经营之道，为好女婿张汉卿的挣钱大计出大力。对做这行轻车熟路的黄奉廷来说，有机会集中了全东北的粮食在手，是半生没有碰到的大考验，不过他喜欢，这也是黄家东山再起的标志事件。
无所不至的人民党基层，通过扑天盖地的宣传，给了黄奉廷收粮工作以大力的支持，也让他有了信心。人民党组织了大批“政策演讲团、工作组”，把政|府的政策向乡村一级传达。
平价收粮、高价出售，看起来似乎是一本万利。毕竟去掉消耗、交通及保管费用和经办人员的薪资，剩下的差价都是净赚。但是张汉卿并不满足，他连现付都不想支出----政|府太缺钱了。
所以他要求收购粮款不直接现付，而是由老百姓选择国库券或粮票。
国库券上标注本金，按一年、两年或三年，分别约定一定的利息，到期后政|府将以付现的广式全额支付本息，兑现地点在各乡之财政所。当然，为吸引存储，时间越长，利息会越高。像一年期国库券利息为3，两年为7，三年为12。
相当于把粮食存了定期。
这利息会不会高了？张汉卿笑意盈盈：“没关系，在开始，不会有多少人要这个东西，他们肯定都是去换无利的粮票的。粮票，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老百姓是最精明的。国库券的利息再高，一时半刻之间不能兑现也只能是“白条”，要是需要用到钱怎么办？还是粮票最好了。这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储粮备荒的习惯，怎能轻易改掉？
相比较国库券强制的性质，粮票的出现就人性化多了，对政|府的压力也小些。这是因为，国库券是要还本息的，而粮票则不然。
它的设计之初，就是配合国库券给人们信心的。由于都是政|府发行的，人们自然开始会将信将疑。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一部分粮食换成粮票后，然后一定有人再把它兑成现粮。
一者手中没有现粮了，符合政|府的“不准屯积粮食”的法令，二者如果真的能够兑换自由，只要政|府信誉好，还是方便及时的粮票比国库券相对安全得多，尽管国库券有什么利息。
这才是张汉卿的本意：他宁可人们使用粮票，而不愿意人们使用国库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因为，就是因为粮票没有利息，在未来可以让政|府省一笔。
粮票同样是政|府发行按一定面额（面额为十斤、五十斤、一百斤）发行的纸钞，不过与国库券不同的是，在换取粮票的同时可以搭配一定比例的现金以供其日常使用，通常是九比一。
这是张汉卿的创举，这其实相当于把粮食存银行了，不过连利息都没有！但好处是百姓们不需要为粮食的储存发愁，而且兑现方便，所有乡镇之粮管所都可以随时凭票领粮。
不会出现市面上粮票都被兑现成粮食的机会，只要严格控制家庭存粮。
出于对未来粮食收成的不信任，也是对于粮食的热爱，大多数的农民一开始选择了能够随时兑现现粮的粮票。这样正好，政|府还省得使用为数不多的大洋呢。
千百年来，农民起义没有一次是真正成功的，原因，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已经给出了很中肯的结论：农民意识的狭隘性和政治上的短视，说得好听点叫小农意识，这也是农民不能成为革命领导者的原因。
眼前利益为重、放不开手脚、过得去就好。
不用担心届时粮票兑不出现粮----因为耕地不断扩大的原因，政|府在下一年度向耕种者征收的“地租”即税收也会更多，而且老百姓余粮公“存”的数额也会更大。粮食虽然是必须品，但只要政|府信誉良好，能够随时凭票换得粮食，没人愿意冒着犯法的风险非要把票变现。由于粮票的可及时兑换性（其实也兑不了多少，政|府对余粮的管控是很严格的，你没事放些粮食在家里招贼吗？），老百姓起初还是很喜欢它的，当然是相对于国库券而言，至少是心里安稳些。
这和银行业的经营是一个道理，只要不挤兑，正常经营的银行资金有进有出，便没有事。
至于政|府会不会赖账？反正我们劳苦大众一惯是有选择性地被迫相信了，要不，怎么对得起口吐横沫、契而不舍、真情流露的人民党农工部和宣传部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工作人员？
这样，以极少的代价，政|府得以把东北大地上的大部分农业产出集中对外出售，狠赚了一笔。
起步阶段是最痛苦的，因为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把粮食卖了，又时刻要注意不要让粮票兑现落空。无论粮票还是国库券，都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这个时代是。它的唯一死穴是信用，张汉卿也花了很大代价保证了他的自由兑现，即使是政|府因投资过大而青黄不接的时候。
其实国库券与粮票都是政|府用一张纸换得实物，只是一个时间较长、一个时间较短而已。
这样一捂一年。由于粮票和一年期国库券都安全、及时的可兑现性，一些稍微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