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是个在政治上大事情“拿主意”的人，但对于细琐的工作则不是其强项，一切都有赖于以王永江为首的东北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发改委的前身，张汉卿挂名主任）实际执行，他的主要工作在于“用惊人的预见性给东北新政以奇思妙想”（参见《中华民国史----张学良传》）。
东北新政之初，财政紧迫的状况非常明显。东北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缺乏必要的人口来开垦。此时农业耕作还处在近乎原始的肩挑手扛（这种状况在正史上的60年后改革开放好久时仍然在中国遍地出现），短期内个人也没有能力开垦如此之多的土地。生产力的低下束缚着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是张汉卿赖以为工业输送营养的基本要素。
搞工业，需要钱，钱开始只能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来；农业要想大发展，生产效率要提升，需要机器等工业的成果，仿佛陷入一个死循环。张汉卿不是搞经济的专家，但是经济学的理论他明白，这一点甚至要比东北许多财经界的高手们还懂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钱最终还是得从农业中来。
其实东北在全国来讲并不算穷，这里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工业上，因为日、俄先后侵入，并将这里作为其原料的采集地，带动了采矿业、炼铁业及相关产业的出现，相比较而言，在工业方面，除得赖于沿海的地理优势的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外，当时全国还没有比东北工业更“出色”的----虽然东北也只有算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
根据为解决地多人少的状况而制定的《东北移民法案》，政|府为从关内和朝鲜边民的进入大开绿灯。由于关内连年内战，以及听闻东北有地可种的吸引，赤贫的中国人口从华北大量涌向关外。京奉线上，闯关东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在京津水灾开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万赤贫人口移民东北，其后以月入十万人的速度增加，到1919年1月，全东北人口（仅关外三省）为2622万，到年底猛增到2783万人，1920年底更达到3097万人，此一趋势明显加快。
感谢上帝！张汉卿虽然不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却忍不住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大加感激，因为1918年又是个丰收年。随着又一个丰收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所据的东北三省年产大豆200万吨，小麦160万吨，稻子56万吨，小米80万吨，高粱640万吨，玉米4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48万吨，棉花24万吨，烟草13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320万匹，牛240万头，羊2400万头，猪3200万头。全地区年产粮食约1600万吨左右。政|府统计局的信息显示，截止12月底，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1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东北已是不亚于江南的“北方粮仓”（历史以来本就如此）。
农民丰收了，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老地主们也富了，可是国家除了收取可怜的一小部分农业税外，好像完全与此不相干。之前政|府的种种努力，有种与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行！张汉卿要想方设法从农业中取得不斐的利润，不然国弱民富，他自己的多方努力，只是把东北养肥了而已，难道对于肥猪屠户就不杀了？错！肥猪是屠夫的最爱！
可是税收不能提高了：一方面这是新民土改精神的延续，朝令夕改是拿改革当儿戏，徒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人进入东北，加入东北农业改革的浪潮中来，减税政策还要持续进行。
钱还是要从农民手中来。因为东北自治政|府，千百年来从未有过好日子的东北农民们，破天荒地第一次把丰收的成果据为己有，国家说的不干涉余粮还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让农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空前，对政|府的各项法令法规和要求积极贯彻并相当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为最大化募集经济建设的资金，东北国债，也称国库券，闪亮登场。与它一齐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粮票。
到底是先有国库券还是先有粮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国库券的存在刺激了粮票的发行、还是粮票的存在刺激了老百姓对于国库券的认可，谁也说不清楚。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这两个票、券的发行，都是少帅鼓捣出来的。
钱流通了才能变成资本，而老百姓的资本，就是手中的粮食。东北穷是穷，可是如果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变换成资本流通起来，那也是一笔不菲的金额，足够支撑起东北经济的原始积累。东北的地主、商人们可不穷，即使东北的人民穷，也架不住人多不是？不从他们手里刨点食出来，对不住穿越以来的各种优势。
历来资本的原始积累都带着血和泪，英国的圈地运动、16世纪的奴隶贸易都如此。东北国债粮票的发行，参考着这一原则，但又有很人性化的补充。
这被东北财经界誉为天才般的杰作的两样东西，让张汉卿起初背负了吸血鬼的坏名声。但等到政|府如期兑现承诺，又被赞扬为切切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所以说，很多事情，要走着瞧，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的。
农民的产出包括两部分：公粮和余粮，张汉卿着眼点是占比较大的余粮，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