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物与渺小者的区别在于同样是恩爱，伟大人物能够不为儿女之情所困，反而在其中觑得机会。只一夜，就奠定了黄家作为东北粮食管理大鳄的角色。从此，黄家在财经界青云直上，也给少帅带来无穷助力。
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匪患平叛已现曙光之际，张作霖政|府在11月份召开一场会议，全面启动东三省第一个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张汉卿所构思的东北全面建设轰轰烈烈展开。这时候，土改的成效尚未来得及直接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张汉卿对苏俄的努力改变了财政紧迫的局面。
要知道《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因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据此，俄国控制了东三省的全部海关，只是在“日俄战争”后，才丢失了大连、丹东两个重要海港。长春为日俄势力分水岭，哈尔滨为俄国势力范围。各地的关税定义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均不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手中。所以张作霖虽在初期掌握奉省军政，但财政上却处处掣肘，受制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连当初与冯德麟争夺奉天领导权时都需要向日本举债500万元才能维持下去。
远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初，张汉卿便立压众议，率先劝说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通过了对苏俄政|府的承认。如此天赐良机，不乘此时拿回些好处，枉来人世一场。在史上，这个机会算是白白浪费了----奉军的实力当时也没到这个地步，奉军内部也没有像张汉卿这样洞烛机先的“智囊”。真实的张学良倒是在1929年的时候“振作”了一把，搞了个“中东路事件”，要恢复对北满铁路的占有权。不料已经恢复元气的苏联把他打了个灰头灰脸，从此奉俄形成漠路，也彻底断绝了九﹒一八出事时苏俄可能的救助机会。
机会有时只是一刹那。
处在白匪及众多外国干涉势力威胁的新生苏俄政|府，对这一雪中送炭之举，很快示以回报：苏俄政|府宣布同意并支持东北自治政|府和远东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确定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要是在东北部分），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并与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交涉后，以渐渐放弃沙俄时代对北满铁路的控制权转为中苏共管，主权在华。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的目的最终只有一个：以俄奉交好为契机，促使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同张汉卿的分析，这绝不是苏俄好心：1917年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建议下，在1918年3月6日与德签订《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俄德双方签定的，却大大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原因是这个条约让俄国割让了俄国西部大量面积。而列宁判断德国不久后即将失败，所割让的土地失败的德国是无法保有的，最终仍然会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此举仍然引起反对派的不满；另一方面，东方战绩因此条约而转为和平，垂死的德国因此避免了继续两线作战的干扰，能够使原本即将结束的战争又延迟一段时间；此外，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也是造成后来列强干涉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俄国内战争正酣，红色政权能否守住尚自顾不暇，且远东又有日本虎视眈眈，自然乐得做人情。
然而无论如何，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在近代中国，东北是第一个能够部分收回其关税自主权利的地方，这让张作霖在国内威望大增。
也依托得自关税取得的收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安然化解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的财政赤字及还债危机。过了这个坎，从此之后，随着国库的逐渐充盈，周转过来的政|府财政一年比一年好，还款也就一年比一年容易了。
张作霖入政东北之初，他的盟弟及重要亲信张作相就主张“固守关外，将养生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为上策。张汉卿更是用后来人的智慧，相继主要负责拟定了东北新政，主要内容在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齐头并进，从而产生了《东北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三年计划》、《奉军建军纲要》和在张作霖支持下的《东北人民党建党章程》三个划时代的纲领性巨著。
《东北国民经济发展三年计划》用宏伟的篇幅勾勒了振兴东北的决心和方向，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用自治政|府主导的力量计划在三年时间初步建立关系国计民生的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铁路、交通运输、冶铁、采矿、煤炭、机车仿制、机床、拖拉机、化学工业、发电、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各行业设置公会，政|府派员担任行业公会秘书长，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融资加入，政|府则以地产、配套产业或以少量现金作为一部分股份加入。
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