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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第一次任相是崇宁元年七月。
那一年，蔡京五十六岁，赵佶二十一岁。
当时，已经立国百年的大宋，正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要么走改革之路，要么走保守之路。
新党与旧党为此展开了激烈斗争。
刚开始执政不久的赵佶，迫切想有一番作为，于是他毅然选择了绍述父兄（即走改革之路），并选择蔡京作为首辅大臣。
蔡京对赵佶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决心尽死以报。
蔡京上台伊始，便迅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崇宁变法热潮，国家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
蔡京的政治作风，一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赵佶感到很不舒服，赵佶也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
对于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直接崇宁五年正月，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
赵佶有些惊慌不安。
一些人看准机会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
中书侍郎刘逵劝赵佶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他信誓旦旦的对赵佶说：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赵佶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赵佶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忽然发现石刻被毁，遂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赵佶实在是无法容忍。
二月，蔡京罢相，任中太乙宫使闲职，留居东京。
赵挺之（李清照的公公）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事业全部废止。
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而当时社会上则开始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数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赵佶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也很不满意，并对罢免蔡京之举有些后悔。
赵佶的心事被郑贵妃（即后来的郑皇后）发现。
郑贵妃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她父亲郑绅。
郑绅又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
郑居中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见的好机会，他于是立即进宫，对赵佶说：“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赵佶深以为然。
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进宫向赵佶进言，与郑居中说法相同。
仅仅十个月之后，即崇宁五年十二月，蔡京便复出，第二次任相。
第二次任相之后，蔡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地位也更加稳固。
蔡京意识到崇宁年间在打击元祐党以及政敌方面有些扩大化，于是陆续进行了一些甄别与平反。
蔡京接受以前的教训，实行宽柔之策，奏请赵佶大赦天下。
蔡京又召集百官议政，朝中政治斗争的严峻气氛有所缓和，“天下大治，四方向夷。”
蔡京第二次罢相，跟童贯有很大的关系。
童贯因能征善战，而身价倍增。
慢慢的，童贯掌控起西北军政大权，然后开始侍功骄横，对西北军政将领官吏的选拔，完全撇开朝廷，绕过蔡京，直接奏明赵佶。
这既伤害了蔡京的自尊，也破坏了朝廷的制度，引起蔡京极大的不满，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大观三年五月，赵佶念及童贯在西北开边战功显赫，下诏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一个显示皇恩和崇高社会地位的荣誉官衔。
对于这个诏命，蔡京坚决反对并且拒不执行，他忿忿而言：“童贯是一个宦官，让他担任节度使都有些过分，怎能再授予他使相呢？”
蔡京的强硬态度，让赵佶感到很恼怒。
皇权又一次遭到挑战。
童贯听说此事后也非常生气，他暗中秘密联络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等大臣，上朝弹劾蔡京，他又鼓动郭天信进宫对赵佶说：“太阳中出现了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详。”
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职，赵佶任端王时，他曾预言过“王当有天下”，因此，赵佶对他的话比较信服。
赵佶又产生了罢相之意。
蔡京屡次进宫求见，均被赵佶拒之门外。
蔡京何等聪明，如何能不明白赵佶想罢免他？
于是，不久之后，蔡京上表主动请求辞去相位。
赵佶很快同意，让蔡京再次担任闲职中太乙宫使。
又过不久，赵佶进升蔡京为楚国公，令其致仕，仍提举编修《哲宗实录》，每月初一、十五上朝。
这是蔡京第二次罢相。
蔡京这第一、第二两次罢相虽然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因为出现了“天变”。
古人认为，出现天变，就意味着朝政有缺失，作为总领朝政的宰相理应承担责任，要么直接罢免，要么引咎辞职。
其实，这只不过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借口罢了。
蔡京两次被罢相，本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蔡京以相权冒犯了赵佶的皇权。
自宋神宗以来，北宋政坛已经形成了一切权利都属于皇帝的局面。
蔡京竟公然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