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阳光照耀着岛城，我的心里却是一片阴冷。我带着几本诗集与几件换洗的衣服，在汽车东站搭上了开往灵山的班车。我连挥挥手的意思都没有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逃脱者，我突然非常理解刘大侠当年逃离这座城时的心境。
刘大侠是我在岛城唯一能够惺惺相惜的诗友兼酒友，他是我们报社很有才华的记者，采访、写稿、喝酒，全能。他的诗很棒，经常发表在我们岛城报纸和外省报纸的副刊。大侠单身汉，我也不愿回家。于是，下班后我们常聚，几瓶清爽青岛、一蝶麻辣猪耳、半袋花生米，可以聊个通宵。我们谈诗，论酒，骂人。有个晚上，我们刚刚在报社楼下的椰子树大排档坐下，大侠的手机便响了，他接听了一会，黝黑的脸庞一下子变得苍白。接完电话，他骂了句妈勒个逼，便起身走了。几天后我才知道：他的一篇报道岛城城市建设问题的稿子出了事，大侠如实揭露了某局存在的贪腐黑幕。那个晚上，领导把他叫回去臭骂了一顿，稿子当即被撤下。这事不久，刘大侠便辞职了，说是专心写诗。我虽同情，却无力相助。因为大侠家在较远的城郊，加上各忙自己的事，便失了联系。再后来，有人告诉我，大侠去了米国。我一番惊诧，又觉必然。
有一天，我的电脑屏幕上msn在闪烁。我点进去，大侠的头像跳了出来：“想不到我逃了吧？”我立即给他回复：“是啊，确实没想到！”大侠问：“你还过得好吧？”我说：“不好，我也想逃，但不知往哪逃呢？”大侠说：“来我这里啊！”我说：“我没想过。”大侠告诉我当初没得及告别就走了，实在是因为对岛城失去了信心，“多留一天都难受，”他说，“出来了才知道外国的月亮确实比岛城的圆。”他向我描述了那边的生活，他在一家华人公司当管理，工作是辛苦，但收入很不错。他向我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地说熬过五年就可拿到绿卡。我问还写不写诗，他说不写了，把余暇都献给了爱国。
“如何爱国？”我问。
“现在时兴跨国恋，我也找了个米国女朋友。”他说。
“祝贺你啊。”我笑道。但我不明白这与爱国有何关系，他开导我：“你想想，米国鬼子折腾了我们多少女同胞？”
于是，我明白了，位卑不敢忘忧国，他终于可以为国雪耻了。
我也要逃离这座城市了。只是，我不能像大侠一样漂洋过海远走异国他乡，我故土难迁，更钟情我祖国的山川河流乡村土寨。
我要去的地方叫灵山。
几年前，岛城开展了一次“寻找最美乡村”的读者活动，我们报社安排采访宣传，我负责版面编辑。我的目光落在了岛城西郊一个叫灵山的地方，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一个偏僻的自然古村，据去过那儿的人说：村子很美，只因偏远，交通不便，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次宣传，上边要求图文并茂。文字我能应付，摄影我是外行。我想带个摄影记者下去，可事不凑巧，几位老摄正在忙另一个采访，而且，他们还嫌天气太热，灵山又偏又远，路也难走，不愿随行。我只好找市里宣传部我认识的一位新闻摄影干事帮忙。干事说：他在外边陪领导调研，没法跟我下去。干事给了我村长的电话号码，叫我先与村长联系一下。我把电话打过去，正好是村长。从声音里听，村长挺年轻，也挺豪爽。我说我是岛城日报的谈记者，我们报纸想采访他们村。他非常高兴，“来啊，我们村可是桃花源呢！”他在那头叫道。我问有桃花吗？他说桃花没有，三角梅多。后来，由于忙别的，去灵山村采访的事便作罢了，算是与灵山村擦肩而过。但是，灵山——桃花源，我记住了。
我试着给村长打了电话，“谁啊？”电话那端是村长陌生而熟悉的声音。我说：“村长，我是岛城日报的谈记者，还记得不？”村长也听出了我的声音，说：“记得记得啊。那年，你说要来采访我们村的。”
我笑着说：“你好记性啊。”
村长问：“谈记者有什么事吗？”
我说：“想了结一份心愿，去你们桃花源看看。”
村长在那边哈哈大笑，说：“好啊，欢迎欢迎！”
“不过——”我道出心思，“我想在村里住段时间，不知道方便不？”
村长顿了一下，说：“好啊，房子有点破，怕你住不惯。”
我说：“那没关系，干净就好。”
村长沉吟了一下，说：“对啦，我们村边有个怡人庄，那儿有好点的房子，你可以住那。”
我说：“那拜托你了。”
“什么时候来？”村长问。
“明天下午。”我说。
“好，我在村口接你！”村长道。
确定了我要去的地方，我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逃亡者。
那是一条缺乏保养的乡村公路，路面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汽车一路哼哼唧唧吱吱呀呀，我一路犯困，不知颠簸了多久，迷糊中听到司机在叫，“灵山到了！”
我擦了擦眼睛，提起行李下车。
一下车我就傻眼了，眼前是一片莽莽苍苍的灌木丛。说好的桃花源呢？我站着的地方是个转盘，确切地说是一个圆形岔路口，顺着这个转盘依次分出三条小道：左、右、前。
“走哪条呢？”我迷惑了。
抬眼看到转盘边上的杂草里侧翻着一块已经腐朽了的木牌子，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斑驳可辨的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