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舅舅！”还是那有力的年轻女声，可这一次传来的却是纯正的英文。
“乔治舅舅，你在里面吗？你听得到我吗？我是莎拉，美国剑桥的莎拉。”
这几句英文，怕是让所有的长衫们都没了怀疑。这必定是我在外洋认识的朋友。他们突然变得寂静，左右闪开，大门霍地变得敞亮。
门前站着的是一位中等身材的姑娘，该是二十不到的年纪。她穿着女学生装，浅蓝色的布袍，及膝的白色长袜，短发随意散在耳后。年纪虽小，可却是从容自定，在众人的眼光下并无丝毫胆怯。
此时见着我，她却是有些迟疑，似是在我脸上找寻往昔岁月。
“乔治舅舅，你还记得我吗？”
又一声“舅舅”，像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我走近些，看到她手腕上的玉镯，阳光下五彩斑斓，却正是当年送给伊莎白的那对中之一。那真的是莎拉来了。
“舅舅，我能进来吗？”
“当然，莎拉，当然。你看我，一点都认不出你了。这真是……你怎么会来这儿呢？你妹妹，伊莎**，还有白牧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舅舅，你可没怎么变样啊。”她脸上浮出了灿烂的笑容，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要告诉我什么秘密：“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就告诉你所有的事。”
她如此快乐自信，倒是让我这所谓的长辈有些手足无措。我转过身，向前走去，准备带路，可左右的长衫们，还有再往前的只穿着短裤头的盐工们却是满脸惊愕，似是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幽灵。回过头，却见着莎拉正从近一尺高的门槛上跳下。
看到众人的神色，她也明白了这一跳怕是又触碰了什么古老的禁忌，笑容含着歉意，小声地用英文说道：“它好高啊！”
我们向前走去，人群如红海的潮水般退开，上年纪的吆喝着年轻人，转过头去。
莎拉听不大懂我们这四川的乡音，只是好奇为什么四周有那么多透红的脸庞。即使是已被多年的日晒变为黑棕色的皮肤下似乎也透出了难为情的颜色。
她试着改用中文说道：“我叫白莎。”这更是让众人惊愕万状，而我也只得视而不见，拉起她的手，向着实验室慌乱逃去。
进了屋，也顾不得寒暄，白莎依旧沉浸在适才的兴奋中：“在这里我真激动，舅舅。”她一边环顾实验室中的诸多仪器和墙上挂着的匾额，一边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能真的来中国。但是我已经在这儿了，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是，是自己来的？”我试着问道。
“嗯哼，是自己来的，”她努力地藏着心中的一丝骄傲，“而且该算是跑出来的。”
“跑出来的？家里人不知道你在这儿？莎拉你是不是疯了！”
“舅舅，我就知道你会责备我。我不是有意要向他们隐瞒，只是没有事先通知他们而已。哦，对了，舅舅，咱们还是说中文，你叫我的中文名字白莎吧。要不别人听到了，会觉着好奇怪。”白莎微笑着看着我，眼神中满是真诚，脸上丝毫没有离家出走的恐慌。
“啊，好，好，白莎，”在她的真诚面前，我仍是略显局促，“坐，坐下，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许是因为头绪纷繁，白莎迟疑片刻，低下头，一时无语。待她再抬起头，脸上却已有泪水。“舅舅，我有点害怕。”
白莎这一哭，我自是手足失措，竟也说不出话来。还好，也就是片刻之功，她抹去脸上的泪水，笑道：“舅舅，我没事的。你一问，我想起这几年自己怎么走到这一步，突然就觉着，就觉着心里有些空。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像是人掉下去，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接住你。”
“但是我知道，上帝一定会接住我的，”她的脸上重又露出适才的真诚，而眼角残留的星星泪光，此时映出的是无声的庄严，“我是回来抗日的，舅舅。”
那时东北、华北自不必说，即便是闭塞的蜀地也早已为国家救亡图存而沸腾。可陡然听着面前这十几岁的小姑娘如此坚定地说出抗日这两个字，却也着实令人吃惊。
见我惊讶，白莎反倒是更多了自信，挺起胸，侧过脸，微笑道：“舅舅，你不会不知道抗日的事情吧。”
“那怎会，”我忙着抢白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没什么本事，国事还是关心的。”
白莎抱歉着笑道：“舅舅，是我不好，不该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从上海一路找到这里，看到很多城市里面都有要求抗日的游行。”
“你知道吗，舅舅，自从1931年，日本出兵满洲，白牧师就很关注中国时局的发展，常常找来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和我们一起读。1932年，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在上海交战，白牧师原本在上海建的布道所也没能幸免。”
“那里我十几年前还去过，”我喃喃地回忆道。
“上海的乐牧师给我们寄了照片。周围的房子塌了很多，钟楼的顶被烧坏了，院子里面落了两颗炮弹。感谢上帝，布道所人员提前撤离了，没有伤亡。”
“白牧师拿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你记得吧，舅舅，那里是他设计的。伊莎**让我和妹妹给她讲每幅照片里的细节。她哭了好久，好伤心。”
想必是触到了伤心之处，白莎停下话来。她的指尖紧紧地压着双唇，眼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