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外的，范无病又跟父亲范亨一道，去了趟儿央视。
同老陈花了整整一天，才将广告合同拟定下来，这一次央视的广告合同条目比起上个年度来完善了许多，许多细节问题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因此范无病在看合同上花费的时间也多了一些，总的来说，后来出现的霸王条款还没有呈现在现在这份儿合同上。
唯一令范无病感觉到有些不爽的是，作为持有较多股份的平原厂方面，也要求在合同上面签字，这样的话，范无病等人就无法在春节前面回家了。
可是，这个要求也无法拒绝，否则的话，合同上面通不过，因此范无病和父亲范亨，姐姐范婷，只能继续留在京城里面，等待平原厂的签字代表来京。
“也好，反正姐姐的考试也完成了，我们正好可以四处逛逛，闲着也是闲着嘛。”范无病倒是看的很开，一副我无所谓的样子。
要说心里面不添堵也是不可能的，钱是个好东西，但是钱一多了，麻烦也就随之而来。平原厂由于接到了单放机的项目，一下子暴富起来，领导们的想法也就多了，既然一直都是我们在干活儿，为什么我们只拿这么少的回报呢？
因此这个签字仪式，他们是打定了主意想要过来横插一杠子，以体现一下自我存在价值，为未来谋求更多的利益，至于合作方会怎么想，那就不是他们考虑在内的事情了。
“想签字自然可以，但是有一条，广告费用那就得按照股权比例来支付，这个冤大头我可不当。”范无病是这么说的。
看来是时候另辟门径了，放任平原厂一家独大，对于自己。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单放机市场，都没有什么好处，与其培养出一家不受自己支配的市场怪兽，不如培养出更多乐于为自己服务的绵羊来更为放心。
对平原厂，范无病觉得自己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做人。要懂得知恩回报，得寸进尺不是不可以，你得有那么大的实力才行。
跟我玩过河拆桥地把戏。那绝对是错误的！范无病这么说道。
范亨也觉得有些尴尬，整个项目都是范无病搞出来的，钱也是范无病自己出的，包括当时的许多重要部件，都是范无病通过香港和日本那边儿地关系弄来的，结果事业走上正轨了，平原厂就开始胡搞。这不是让人心寒吗？
范无病要是有什么反弹。作为父亲的范亨也不好说什么，即便是说什么，也不指望范无病能够接受，毕竟范无病自己很有主见，而平原厂做得事情又太过分。
范无病跟姐姐范婷一道，去了一趟中关村这时候地中关村，还是处于小打小闹的创业阶段，满大街上大约有四十多家科技企业，号称是北京城的“电子一条街”。
中关村里最知名的公司是“两通两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它们的创办人无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关村，这是一群个性张扬地另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跟当时地大环境是有关系的。中国科学院正处在膨胀和转型的边缘。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名目的研究所层出不穷，已达到上百个之多。而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却似乎离国际水平越来越远。比如计算所举全所之力，花了八年时间研制的大型计算机“757工程”宣告完成了，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但是它拥有的每秒千万次的运算速度与国际水准相比已令人汗颜，而其以军事为目标地研究思路更是得不到市场的响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精简机构势在必行，很多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出路，因此八四年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下海”。自谋出路，成为一群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地新选择。
比如京海地创建人王洪德在给中科院的报告中，他毅然决然地写道，“无论什么方式，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而创办了四通公司地万润南，则到处张扬自己是“民办企业”和“无上级主管”。
跟这些创业者相比，那时还寂寂无名的柳传志则显得要低调得多，善于借力和妥协的个性让他比其他的人都要走得远。从一开始，柳传志就没有完全割断公司与计算所之间的母子关系，他不但不想那么做，甚至在很多时候更希望强化这种若即若离的血缘。
当时，公司的启动资金是计算所拨给的二十万元，联想的资产性质是国有企业，柳传志等人的任命都要获得中国科学院的批准，公司的员工可以在计算所内继续享有在专业技术职务和工资方面晋级的权利，公司可以无偿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使用所内的办公室、电话及所有资源。甚至公司从银行贷款，全部以中科院计算所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又以中科院开发局为担保单位，这自然解决了早期的资金来源问题。
在充分享受了国有资源的同时，柳传志则在财务、人事和经营决策的权力上，享有相当的自主权。这是一种十分混杂的状态，似乎没有人想把它理清楚，只有当联想日后逐渐壮大之后，它的资产归属才变得敏感了起来。
范无病去到联想前身的时候，发现这是一家小小的公司，里外两间屋子加起来也就是二十平米的样子，据说这里以前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
很多年后，在中国，它常常与惠普的那个著名的斯坦福车库一起被相提并论。柳传志后来回忆说，它的位置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