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人类发明文字，替代了结绳记事的传统，又通过狩猎辨别鸟兽的不同足迹，从中获得启发，进而创造了契书。文字既是言语思想的记录符号，也是构建文章大厦的基础材料。
民间传说，当仓颉造字之际，便有鬼神夜哭、天降粟米的符谶。到了黄帝时代，才开始刻录文字，并用以记载政治民事。历代帝王统治国家，必定统一语言文字，为此还要派出专职官员，去四处调研、采集各地区的方言土语，并标注每一个字词的不同读音声调，借以达到规范用字之目的。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姬周王朝伊始，便设置了“保氏”官员，他们就是专职于教授“六书”文字的读认。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焚烧古代典籍之后，废止了“保氏”管理教育体系，改由行政高官参与统一文字的管理责任。于是，李斯删减籀书和列国使用字体等，规范了秦代小篆，而程邈（生卒年不详字元岑秦始皇时御史传说将篆书改为隶书者）创建的隶书，则逐步淘汰了篆书。
汉朝立国之初，在萧何起草的众多律令条款中，针对各类官吏的文字水平，规定了程度不同的严格要求。像“太史”官职，在录取学生时，除了考察背诵书本的能力，还要考试掌握文字“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的水平；再者，当时的官吏或民众，在呈报朝廷的文书里面，如果出现了错字，还要被弹劾或法办。所以汉武帝时，郎中令石建就因为自己奏章中“马”字少了一画，曾担心被追究杀头。这个故事，尽管只是嘲笑石建的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错字的重视程度吧。正因为汉朝之初，便有了高度重视文字水平的法令，因此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就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字的重复，所以成为了当时的识字课本和考试教材。在西汉的宣帝和成帝两朝，不但极力推崇儒家教育思想，而且还专门征召能够精通文字训诂的人才。正因为如此，像汉宣帝时的张敞（公元前?-前48年字子高西汉茂陵人宣帝时京兆尹），尤其擅长文字的正音释义；而汉平帝时，扬雄则根据各方采集的奇异偏僻文字，特意编辑了一本有2040个字的《训纂篇》（此书已佚）。处于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是通过研习《尔雅》《仓颉》，精通了古代文字的音义。所以在当时，凡是能够杜撰鸿篇巨制的学者，必定能够通晓古文字义。另外，西汉时期的文人墨客，热衷于描写京都和园林的乐府体裁，为了达到既能够渲染环境色彩，还能够又不重复字韵的目的，他们所采用的字形音义，不仅字形偏僻古怪，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后人诵读之际，禁不住望而却步。探究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如此风貌，并非都是当时作家个人故意求难搞怪的成因，这其中除了当时文化制度和艺术氛围之外，确实和当时作家们古文水平普遍高超密切相关，因为他们那会儿阅读彼此文章，应该不会觉得特别困难。然而，进入东汉以来，像之前专注和考究文字音义的学风，日渐衰微。自此以后，凡是针对古奥深邃字词的解说释意，经常属于正误参半，甚至不乏混淆视听啊。
曹魏时期，凡文章中使用的文字，虽然逐步通俗规范，但是这一时期再阅读汉代作品，都已经感觉艰涩难解了。所以，曹植曾说“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其大意是讲，像杨雄、司马相如的作品，情趣隐幽，意旨深邃，若读者不是经过专业老师传授，或者不是自身学识渊博，往往很难理解全面。由此可见，处于当时情况下，人们阅读能力的高低水平，已经不单纯是天资禀赋的掣肘问题，而是与文字本身能否被准确识别的能力密切相关了。
自晋代以来，在文章用字上，开始追求简单易懂的时尚。既然文风都尊崇简洁明白，所以谁还再去追捧字词的艰涩难懂呢？日此社会风气之下，竟然在文章之中，一旦出现了一个属于偏僻怪异的字体，即刻整篇文章也会被视为另类，不但引起大惊小怪的唏嘘，而且还会横加谴责或屡遭质疑。更有甚者，一旦出现了三个人都不认识的字，即刻会被视为“字妖”了。事实上，处于这一时期的某些通行的文字，即便其本身在字形音义上确实就是艰涩难辨，但却仍然被视为通俗易懂；然而，当时只要属于不经常使用的文字，即便简单易懂，却也被视为偏僻怪异。由此可见，追溯文章用字的时代变迁，其中所谓“难易取舍”的发展趋势和依据根由，关键就在于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气，若更加确切地讲，其实还在于人们在文化上究竟追求醇厚求真，还是崇尚浅薄务虚罢了。
什么是《尔雅》呢？传说经由孔子门徒编纂，是用来学习《诗经》《尚书》的辅助读物。
什么是《仓颉》呢？相传经由李斯剪辑，是一部保留着鸟文籀书中奇异字体的资料文书。
《尔雅》是针对文字源流的揭示，并且有字形音义的注解。而《仓颉》，虽然像收集奇异文字的园圃，但通过不同字体之间的对比，可以更加明确印证字形来由和意义。《尔雅》和《仓颉》两者一起，仿佛肢体的左膀右臂一样，能顾彼此互补帮衬。而在文章写作中，如果通过字形音义的稽查探究，还可以产生新的音韵内涵，从而谱写出来崭新华章。单言文字在训诂解说方面，伴随时代文化变迁，古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