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事类？笼统地讲，就是援古证今。但是，在这儿“援古证今”中的“古”，不仅仅指“古代”中的“上古”“远古”，而且还包含着与作者同时和之前的所有事实、事件及其文章言辞等。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绎《易经》，旨在剖析64个卦像中逐一爻位的价值意义。其中，针对第63卦《既济》的九三爻，周文王援引商代高宗武丁，历经三年打败鬼方国的故事，借以解释这一爻位所蕴含着“行必果、慎用小人”的道理；在第36卦《明夷》的六五爻，又借用商纣王叔父箕子，逃避乱世归隐箕山的故事，来说明在“利艰贞”的大局势下，置身这一爻位的劣势者，应该采取的明智抉择。这一切都是采用具体事件来讲解世间哲理的经典范例吧。另外，在《尚书?夏书?胤征》中，当胤候奉命征讨羲和时，则是直接引用了夏朝法令《政典》里的话“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而《尚书?商书?盘庚上》中，因为商朝频繁迁都，民众怨声载道，盘庚便引用了传说中古代贤人迟任的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一些又都是选用以往字辞章句的原文，来说明道理的典型例证。所以说，运用现成的古典故事或著名言辞，借以表达和强化作者的根本意图，即所谓“事类”的写作方式，原本就是古往今来，凡圣哲贤达在著述时一贯遵循的常识和法度啊。事实上，《易经》第26卦《大畜》的“象”辞就是“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大意是讲：“天山大畜卦，就是提示君子要不断学习前人的举止言行，依此修养个人德行。”所以，这里面所强调的道德理念，也是文学创作之所以要使用“事类”的价值和意义吧。
文学发展到楚辞阶段，屈原和宋玉的作品，虽然延续了《诗经》的义理格调，但在“事类”方式上，他们多是选用历史故事或远古传说，而没有引述具体人物或确切书籍的原文。进入汉代，西汉贾谊《鵩鸟赋》又开始引用了《鹖冠子》里的原话，例如“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等；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是直接挪用了李斯《谏逐客书》的“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种“事类”的应用，在他们文章中纯属偶然吧。但是到了西汉末和东汉初年，像扬雄撰写《百官箴》时，里面大量采集《诗经》《尚书》里面的语录言辞；而刘歆创作的《遂初赋》，很多就是转述的周晋史料故事。由此开始，作者大量引用古文史料的“事类”创作手法，俨然司空见惯了。所以，东汉时期，像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更是在各自作品中广泛采集“经史子集”，因而他们的文章不仅言辞丰富，而且义理饱满，并成为恢弘传统文化的一代风范。
自然界中，即便外形相似并在同一个地方出产的红木姜子和牡桂，他们在药性辛甘程度上也是显著不同，这是各自特质本性所决定者。同样，凡书写文章的能力，虽然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但具体到不同写作者，他们各自所能达到的文学程度的高低，还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资秉性，而不以雷同。通常情况下，作家的“才气”发自“内心营造”，而“学识”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饱学博识，却始终才气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资聪颖，但是即便到死，依然学识贫乏。单言文学创作领域，凡学识贫乏者，在情思义理的探微发幽之中，必定举步维艰；凡才气平庸者，于遣词造句的博采众长之际，必然捉襟见肘。这就是艺术创作中所谓“内才外学”的区别和差异。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心营臆造和舞文弄墨的人为展示，在这一“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间，作者的“才气”则是“主宰”，而“学识”只是“附庸”，也就是起着辅助作用。所以说“才气和学识”，只要符合中正典雅，并能够顺应时代需求，其必定成就非凡；反之，如果狭隘偏颇，即便喧嚣一时，终将身败名裂，更有可能遗臭万年。像汉代的杨雄，足以堪称年少得志和才华横溢了吧？但他在《答刘歆书》中，也十分坦承地讲到，当初只是因为进入石渠阁苦读博学之后，才得以佳作连篇。由此可见，文学创作必须仰仗“内才”与“外学”的相辅而成，这是古往今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啊。像曹操也曾经在评价张某的文章时说过：“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类似这一段话所指出的：那些自身学识浅薄，却偏爱攀附名家名作，由此产生的经不住推敲盘问的任何篇籍，不过都是孤陋寡闻的典型案例罢了。
自古以来，堪称经书典籍者，莫不是情志义理醇厚，内含“事类”辞章浩瀚。所以文学天地，既是各类奇异才华的展示，更是多种渊博学识的竞技。自杨雄、班固之后，文坛之上，各路英才俊杰，极尽个人之能事，如同捕鱼围猎一样，肆无忌惮地搜罗经典语句，大张旗鼓地网织经典篇籍。但是，无论天资多么聪慧，唯有博学多识，才有可能独占鳌头。因为单凭一只狐狸的皮毛，不可能集腋成裘；鸡爪虽属美味，却需要采食众多，才可能真正饱餐知足。然而，即便达到博学多识者，还需有精益求精的锤炼和警醒，尤其在选用“事类”的言辞篇籍时，务必稽查核实，只有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才有能够相得益彰，进而会有心想事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