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秀才间的辩难本是相互印证，以求有所进益，这也是士子们在一起常做的一样事情。一个人闷头读书，难免会有缺失之处，这般相互发问，便能有查缺补漏的功效。然而当话题谈及孟子时，五个人就分成了两拨，直接对立起来。
这一起“嘴仗”发端于赵澍坪和吕成亮之间。
赵澍坪道：“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可见圣人对其是赞许的。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责其有及人之近利，无经国之远猷，这已偏离了孔夫子的本意。须知子产所做之事虽小，却是有惠于百姓的实事，岂可以施恩讨好视之？若非如此，又如何能让百姓信服？”
吕成亮道：“承泽此言差矣。孟子之语，是责子产本末倒置，而非恩惠示人。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二河之名，这只是末节。如果在河上修桥，那么百姓还会有渡河的难题吗？也就无须再用他自己的车驾了。”
赵澍坪道：“子明焉知济人于溱洧不是解人燃眉之急？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只去派人修桥，让百姓过上数月再渡河就是对的？你又怎知子产未成其徒杠（行人小桥舆梁（行车大桥？”
吕成亮道：“书中未载，承泽又怎知子产修了桥？”
赵澍坪道：“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未载，难道就未做过么？”
吕成亮笑道：“承泽既然非孟子之说，又何以引孟子之语？”
赵澍坪也笑道：“可见孟子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子产惠人”出自《论语宪问》，“惠而不知为政”出自《孟子离娄下》，“尽信书不如无书”出自《孟子尽心下》。
《论语章句》杨铮只学了一小半，不过《论语》的正文却已大略通读过一遍，脑子中还有些印象。《孟子章句》虽还未学到，但也并非全然不知，至少最著名的几个篇章、典故还是记得的。加上吕、赵二人又分说地比较清楚，因而杨铮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苏轼曾作过一篇《论语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为《论语》作集注，就有许多条目引征自《论语说》。苏轼本身又是文坛偶像，到此际虽已故去近五百年，但在文人当中仍有数不尽的粉丝，其“辩孟”的观点自然会有许多拥趸。
赵澍坪的辩孟之语，便大抵承袭自苏轼。
不过杨铮又听了片刻，随着两个秀才将话题铺陈开来，就知道他们的分歧并非是对经义的理解，而是源自处事的不同态度。
简单地说，赵澍坪认为孟子的言论太过“务虚”，虽然道理非常高大上，但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却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而吕成亮则认为，对于孟子的言论要认清根本、抓住核心，绝不能断章取义，曲解孟子的本意。
赵澍坪在衙门中历事，比较看重实际，执此态度并不奇怪。而吕成亮因曾游学于江南，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思想上比较“前卫”，有那么一点民权解放意识，力挺孟子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二人倒没什么原则性冲突。赵澍坪并非否定孟子，只是认为凡事应从小处着手，更看重实用性，这与苏轼的观点也是一脉相承。苏轼任地方官时，做了许多实事，实际上他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非常推崇的。
吕成亮于“务实”方面虽不如赵澍坪，书却读得颇为扎实，加上在外游学期间，于“辩孟”方面长了许多见识，应对起来很是自如，赵澍坪不免渐渐落了下风。
李宗书、马世杰二人见状，便开始给赵澍坪帮腔。吕成亮一对三就有些吃亏了，幸有胡忻相助，这才扳回了局面。
杨铮在旁听着，不禁想起《论语公冶长》中的一篇内容：“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可谓极高，这君子之道，便是孔子所倡的为政之道。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其论调与孔子相左，被人批驳自是难免。
说起来孟子可谓藐视权威的典范，与孔子的某些论调相左只是其一，其民贵君轻之说，当其时便让许多诸侯不喜。
本朝太祖更是深恨之，曾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孟子》一书也因此遭到删减，内容少了许多。原本朱熹所作《四书章句》有二十六卷，至本朝通行的却只有一十九卷，便是因此之故。
那五人又论了一会，大概是酒喝得有些多，辩难就成了抬杠。
李宗书道：“我前阵子看了本书，上面有首诗是这样写的：‘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
杨铮心道：“这诗听着好耳熟啊！”
吕成亮道：“这是宋人所作《道山清话》上的吧？不过笑谈而已，如何可以当真！”
李宗书笑道：“子明说是笑谈，难道这些不是孟子所论所为？”
吕成亮道：“齐人二妻，是讽人之伪势。常有人自称识得某官，狐假虎威，其实根本毫无瓜葛，此类行径诸位都不鲜见吧？攘鸡是借喻苛捐杂税，既知是错的，便当立即改正，不可借故拖延。这首诗不过断章取义，难道不是笑谈？”
胡忻道：“不错！周天子分封诸侯，彼时君臣之分又岂可与此时等同。若以此分，春秋诸多先贤，怕是大半都当不得了。”
马世杰道：“这书我也看了，上还有一首诗：‘完廪捐阶未可知，孟柯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慕之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