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学习大致分为学科与术科两类。学科的基础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记，课后再背。术科方面，有单人徒手的步法、转法、队形变换，以及托枪、下枪、举枪、装退子弹、上下刺刀、射击，最后是行进密集、疏散队形。此外还有野外的单人战斗动作、行军宿营、战斗方式、联络勤务等课程。
军校入伍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埔军校的教育方法是所谓“外打进式教育”，即实行强制性教育，凡是应学的必须学会，不许做的绝对不能做，不讲说服教育，违犯了就处罚，甚至体罚。有时自己还不明所以就被处罚一顿。当时，我们每个星期的周末都要去北校场进行“孙中山总理纪念周”活动。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列队步行去北校场军校本部参加“孙中山总理纪念周”活动，我们队从成都的草堂寺到北校场军校本部，往返二、三十里路，当时走得腿直发酸，可就是因为唱歌不洪亮，行走步伐欠整齐，回到驻地就被当班的值日官体罚，让我们队在操场上跑步一个小时，我们队的学员个个跑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当时就有一名同学晕倒在操场上。这个值日官被校方表扬为“从严治军”。对于这些，我们私下也有怨气，当时也有告状的，也发生过学员弃学逃跑等事件。但是，如此严格近乎苛刻的训练同时让 我们明白：学好过硬的军事技能并非易事，需要我们经受艰苦的磨练。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我们入伍教育即将结束马上就要转入分科的时候，训练我们的教育班长竟把我们班的学员集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们每人打了三大板，理由是“入伍教育与训练留个深刻纪念”，真是让我们啼笑皆非、十分痛恨那个班长。在我们学员记忆中，在黄埔军校的“入伍教育”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没挨过体罚的学生。
随后进入了分科学习阶段。记得除了学习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这些政治课程外，更多的是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和炮兵作战训练课程。
当时，我所在的18期2总队总队长叫王化兴，炮1队队长叫张芳桐。张芳桐是山东人，黄埔第10期毕业的高材生。张队长戴一副金丝眼镜，人总是那么精神，此人对教学中的各科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操作都颇为精通，军校管理也十分有一套。有的同学认为他趾高气扬，但我觉得张队长属于那种讲课和操练讲究派头十足的人，就这个派头让我们炮1队和炮2队绝大多数学员很害怕，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敬畏。毕业50年后的1993年，张队长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来北京看望我们这些学生，在相聚的宴会上，我紧挨着张队长，鼓足勇气说：“我今天再也不怕您了！”令在座的同学捧腹大笑，张队长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这一幕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炮1队和炮2队虽然生活上是分开的（指居住和吃饭），但上课和训练在一起，尤其是炮科的技术基础课和实际训练课，两队都是在一起上，原因是两个队长各有所长，两个队一起上课，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教员优势互补。例如：炮1队队的佼佼者，而炮2队队长徐泽林，在炮科的射击实际操作是全校有名的，如在战斗中如何准确快速装填炮弹、炮场的通讯与指挥等等。所以，我们两个队的学员均沾了两位教官的长处，使两个队的学习成绩在军校分兵种中始终处于优秀的地位。
学员们还进行了马术、驭手、套车运动迂回等战术课程的训练。一年多下来，对如何套骡子拉炮车，哪个骡子不好训，我们都了如指掌。
最后的军官教育阶段着重培养组织指挥和生活方面的管理能力。记得学习了经济学、国内外时事等课程，还有参谋业务、兵器学、战备学、战术学、战史学、地形学、交通学、制图测绘等。
全期学业结束，进入总复习，军校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共同组成毕业考试委员会统一进行毕业考试。我在毕业考试时名列炮兵队的第十名，比起入学时有了很大进步。月6日，我从军校毕业，原想去抗战前线大展鸿图，谁知道竟被留校，任21期少尉班长。1944年5月，我报名参加了驻印军新1军的新编38师，开始了中国远征军的生涯，终于实现了去抗战前线杀敌报国的愿望。
（张席珍口述 李石整理 来源：《黄埔》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