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遵开始讲起故事来，后进来的人没有打扰他，而是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和其他人一道静静的听起了故事。
“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是由‘忠’、‘孝’、‘情义’、‘仁’、‘人情’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命令及箴言。一个得到赞许的行动总是与该行动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为了仁而付诸行动时，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其内中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很不相同的适当行动。对于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
听到林遵一开始先讲了一大堆日本人的人生观做为铺垫，几个客人都瞪大了眼睛，显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而后进来的几个人却面色微变。
“日本的故事传说经常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仍然是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对两者的选择犹如债务者该还债时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他必须选择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不管其它债务。但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免除其它债务。”
“日本人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大乾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好人。正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以德服人’。结局必须圆满，善者应有善报。日本人则酷爱那种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类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教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则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其他义务，但最后又和他们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日本最有名的故事是《四十七士物语》。它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差不多每个日本儿童都知道这个故事。”
“《四十七士》的故事发生在幕府时代，当时，各地大名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幕府任命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是其中之一。这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大名，由于不熟悉仪式，浅野候不得不向一位身份很高的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吉良侯请教。如果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身边，是会帮助主君周密安排的，但恰巧他返回故乡，而浅野不谙世故，没有向那位在幕府中枢的大名赠送重礼。而另一位大名的家臣则通晓世故，在向吉良请教时不惜重金赠礼。于是，吉良侯就不屑于指教浅野，故意让他在举行仪式时穿上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举行仪式时。浅野侯按照吉良指示穿戴上了，当发现自己受到侮辱，就拔刀而起。砍伤了吉良的前额，后被众人拉开。从‘名分和情义’上来说，他因受辱而向吉良复仇是一种德行；但在将军殿上拔刀动武则属不‘忠’。浅野侯正当地履行了‘名分和情义’的义务，但却必须按照规定切腹自杀，否则就不能说是‘忠’。他回到宅邸，换上衣服，作好切腹准备，只等那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回来。两人见面，久久定睛凝视告别。浅野侯早已如式端坐，乃以刀刺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后，没有一位亲属愿意继承这位已故主君的家业。因为他不忠于幕府而受到谴责。于是浅野的封地被没收，家臣也成了无主的浪人。”
“从‘情义’的义务来说，浅野家的家臣有义务随其主君一起切腹。主君切腹是为了‘名分和情义’。如果他们也从对主君的情义出发切腹，自然是对吉良所施侮辱的一种抗议。但是，大石心中暗想，切腹殊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情义，而应当完成主君末竞之志。主君因为被其它家臣拉开，未能复仇。他们就应当杀死吉良，为主君复仇。但这样作则势必对幕府不忠。吉良是幕府的近臣，幕府绝不可能批准浪人报仇的行动。按日本的一般惯例，策划报仇的人必须事先呈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在期限以前若不能完成报仇，就必须放弃。这项制度曾使若干幸运者能够调和‘忠’与‘情义’的矛盾。大石明白，这条道路对他和他的同志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把那些曾经是浅野家臣的浪人召集一堂，却只字不提杀死吉良的计划。这些浪人数达三百人以上。但大石明白，这些人并不那是有无限‘情义’、即日语所谓‘讲情义及真诚’的人，因而不是都能信赖对吉良进行报复这种危险大事的人。为了区别哪些人只讲‘单纯情义’，哪些人兼有‘信义和真诚’，他向大家提问，应该怎样分配主君的财产。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测验，如果他们的家属要获得利益，那么那些人就不是会同意自杀的人。浪人们对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