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却是没有半分忧患意识。
他甚至感觉到了欢欣鼓舞！
毋庸置疑，临淄是一个宝藏，埋藏着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充沛而勤劳的劳动资源。
特别是，临淄城的人民，已经适应了工坊生活，适应了手工业的环境！
这很关键啊！
为什么后世，三哥虽然天天喊着要赶中超美，但却只能望着中修和米帝的背影望而兴叹？
是他资源不够多吗？
是他人口不够多吗？
是他的领土不够多吗？
是他没有人才吗？
都不是！
归根结底，三哥之所以永远将要赶中超美。
关键原因，不在这些物质基础，而在精神基础。
他没有足够的，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人口。
他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也束缚和压制着他的人民，向合格的工业人口转变。
而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可以参与现代工业生产生活的人口。
说什么都是扯淡。
毕竟，你无法指望一些不守规则，没有集体合作意识，没有太多文化，无法操作那些现代化工业机械的工人，帮你建设一个底特律或者深圳、东莞。
而对现在的张越来说，他未来的计划，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业人口。
汉室人民，勤劳勇敢而智慧。
但多数人民，从小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
一辈子所学所知的事情，不过是耕地种地而已。
妇女们倒是善于织造，也极有创造力。
但你怎么说服她们的家人和丈夫，让这些妇女进入你的工坊工作呢？
汉家虽然民风开放，但终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封建社会。
瓜田李下，终究很难说清楚对错。
而临淄人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他们是未来，最好的纺织工人。
一个人口几近百万的超级城市里，起码有三十万以上的善于织造的女性。
这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除此之外，那些在临淄城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也可以从事种种工坊工作。
他们应该，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匠、泥瓦匠甚至是铁匠技能。
善于使用和学习各种工匠工具、技术。
要是能想个办法，从临淄那边搞个十几二十万合格的手工业人口迁徙到新丰……
张越只是想着这个前景，就忍不住的流下了哈喇子！
但……
当他回过头来时，却看到在坐的众人，都是神色严肃，表情肃穆，也连忙收敛心神，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没办法！
在如今的汉室天下，仇商的气氛，非常浓烈！
派，不管是极左的公羊学派还是极右的左传，乃至于中间派的易经诸派，对于商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而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商贾的存在，只能用‘仇寇’两个字来形容。
对商人的态度，无论朝野，都早有共识——去死吧，辣鸡！
其实，儒家在战国时代，并不怎么仇恨商人。
甚至，在早期的孔子时代，儒家对商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端木赐就是大商人，但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在孔门地位不低。
子夏先生在河东讲学的时候，白圭也曾在其门下听讲，也没有见子夏先生不许白圭旁听。
孟子周游天下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去歧视商人。
真正对商人喊打喊杀的是法家。
从商君开始，法家的政治家就将商人视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社会混乱的源头、法治败坏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勒石琅琊，其上就有着‘上农除末’的字句。
上农除末！
除的是谁？
当然是商贾！
在整个秦的统治时期，商人的地位与命运，跌入低谷！
而到了汉季，对商人的歧视，也不比秦代轻。
高帝刘邦，甚至曾下达过让天下商人几乎绝迹的法令。
他命令，所有的商人，必须列市贾肆，以五人一组接受官府的监督和管制。
一人卖假、居奇，五人连坐。
很显然，这种严厉的打压政策，马上就引发了西元前的经济危机。
没有了商人，商品贸易就陷入停滞。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轮番上演。
不过几个月，就把关中米价炒到了三千钱一石。
所以呢，这个政策随即就废弃了。
吕后以后，执政的黄老学派政治家们，亲眼目睹了高帝和吕后时期，对商业打压引发的几次经济金融危机。
加上黄老政治家们信奉‘不干涉人民’就是最大的善政，让人民自由发挥，就是最好的政策。
所以呢，也对商人保持了‘不干涉’政策。
只要不犯法，随便他们怎么玩！
便形成了太宗至今上元鼎年间的汉家商业资本黄金五十年。
那个时候的商人，真的是舒服。
没有重税，没有监管，也没有官府的干涉。
他们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涌现出了无数金融家、跨国商人。
这些人的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家层面上！
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长安的子钱巨贾无盐氏，甚至敢向周亚夫放高利贷，事后还连本带利的收回了贷款。
马邑之谋的献策者，马邑大商人聂壹甚至能见到匈奴单于，在单于庭列为座上宾！
不过，因为太自由，太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