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整理了一下思绪，张越就道：“臣闻之，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汉监于三代，陛下以圣德，立垂垂之教，申春秋之义，故臣以为，使孔子生于当代，恐当叹曰：汉监于三代，郁郁乎王哉！”
天子听着满意无比的点点头，感觉张越的话真是说到他心坎里面去了，只是这个态度，他就会极力的支持张越去控制公羊学派。
由此达到他对学术思想的钳制目的。
能不钳制吗？
董仲舒那个缓则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大言不惭的宣称：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则周伐之，周无道则秦伐之，秦无道则汉伐之，有道伐无道，从来久矣。
又说什么：月编于时，时编于君，君编于天，天之所弃，天下弗佑，桀纣是也，天之所诛绝者，臣子弗得立！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神经错乱，该被杨教授拉去治疗！
要不是这货还有点自知之明，宣称：道之原出于天，天不变则道亦不变。
当时他就想将这个渣渣剁碎得了！
看听着张越继续说道：“臣闻之，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所见、所闻、所传闻，所见者三世，有闻四世，所传闻者五世……臣愚以为，所见者当为昭、定、哀，巳与父时事也；所闻者，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隐、恒、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
“臣愚钝，私自揣测孔子之义，合孟子之所谓：其事则齐文晋恒，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之，又闻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名！”
“故臣窃以为，孔子作《春秋》，乃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其治乱之法！”
“故其所见之世，恩已与父之臣犹生，而其所闻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其所传闻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
“故臣愚以为，所传闻世者，为据乱世；其所闻世者，升平世；其所见世，太平世也！非其事如之，乃孔子知后有刘季，当为新王，故借事喻之，以晓后王！”
张越一点也不客气的将何休先生的《春秋公羊解诂》一书中的核心论述三世理论给抄袭了。
抄袭何休先生的这个理论，是他筹谋已久，处心积虑的谋划。
为的就是在当代，给公羊学派套一个枷锁和外衣，给这匹奔跑起来连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烈马，套一个缰绳，进行控制、调控它的速度，免得它跑的太快，将马背上的人摔下去。
在事实上来说，三世论算是公羊学派最后的努力和自我救赎。
可惜，一切都来的太迟了。
在东汉末年的那个时代，流行于汉人士大夫之中的天命论已经开始破产，人们开始自我怀疑。
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特殊的那一个，也不再相信自己身负着世界的希望和重担。
于是进入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席卷天下。
在后人看来，他们是作死。
但在当时，却是因为理想破产，希望破灭，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天子听着，却是临襟正坐，问道：“以卿之见，朕当以何行而致太平世？”
在事实上来说，汉代君王，其实也很想致太平。
为什么？
因为按照春秋的说法，若能致太平者，就是新王。
就是三代之后的第四代。
必将垂于青史，受万民拥戴，国祚万万年。
所以，汉代帝王，自当今开始，无不孜孜以求。
哪怕当今这位和他的孙子宣帝，其实开始只是想要挂着羊头卖狗肉。
但内心深处，却是深深希望，自己能‘致太平’。
只是问题是……
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还是董仲舒，都只说要致太平，但太平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却描述的含糊无比。
孔子说了，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天下为公，而所谓小康之世，是天下为家。
除了这个没了……
太平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是什么标准？
小康之世又该如何？人民生活该是个什么情况？
没了！
你叫他如何去做？怎么去做？
公羊学派士大夫们却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只想伸手向君王要他们期许的太平盛世。
不给？
那你就不是天下王，非为天下主，俺们就要去找俺们的新王了……
儒生们也素来如此。
就像当年，鲁儒们嚷嚷着要封禅，要建立明堂。
但是，封禅该怎么封？明堂的结构和样子是什么？
一问三不知。
但不管！
你皇帝不做这些就是昏君，就是无道。
没办法，他只能去找方士神棍们求教了。
这也是儒生一直以来的毛病，当初已故的太史公司马谈就讲的很明白，这些渣渣——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
真是一针见血！
董仲舒那个老头也明白这些缺点，所以就找上了法家，搞起了儒皮法骨。
一下子就解决了儒生的毛病，瞬间美滋滋。
但法家终究是法家。
法家才不要什么太平盛世呢！
法家追求的是富国强兵。
所以，这就成为了汉室未来发展的隐患和问题。
如今，听到张越明确划分了三世，提出了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