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和谈，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这群人奉为座上宾。
他们这群人的想法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不谋而合，无形中，这些人便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高宗武多次拜见汪精卫，主动请命，要求赴沪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战。
汪精卫将高宗武起草的对日外交进行步骤与要点，转呈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的答复是时机未到。
这令高宗武十分沮丧。
淞沪会战结束，高宗武告别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汉口转移。
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事，高宗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
结果，他的这一努力再次归于失败。
今年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
两天以后，中日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
一向活跃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赋闲了，他实在耐不住寂寞，频频与周佛海商议，挖空心思地想创造奇迹，想重新打开与日本的谈判之门。
周佛海对抗战的前途悲观至极，经常哀叹再打下去“吾辈不知死于何处”，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已经担任老蒋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
蒋介石没有觉察到周佛海隐秘的内心动机，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上面填写着“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
所以，中村丰一怀疑高宗武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