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现在看寒浞属性给的还是很不错的，不单单是单纯的说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夺后羿的权势，能力不会给这么高的，想来多少也是参考了另一种说法的关系。
“我关注的问题是，这算历史人物吗？”鲍鸿疑惑道，“还是说他的确是在史书上记载的人物？或者说，接下来这种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也会不断出现？”
实事求是来说，对于夏朝的性质，一般来说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存在于不存在的争议，即便是大夏是属于国家性质还是部落联盟形式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
正如鲍鸿所说，追溯到大夏这边，这些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到底算是历史还是传说。
大夏再往前，都能够开始三皇五帝时期了，这简直就是越来越神话了。
“以史书而言，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认定，基本上系统资料库也是以周朝的几本史书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记》了。”系统介绍道，“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不过，《晋史乘》、《楚史檮杌》等属于本国内部的歌功颂德，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这玩意据说可能仅仅是后人根据《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汇而次之，其伪不待辨。”系统继续说道，“相对来说，参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传》、《战国策》、《竹书纪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左传》记述的历史跨度很长。其包括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对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义非凡。
《左传》佐证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大鼎长篇铭文记有：“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再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一件铜钟，其上铭文残缺，记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学者都讲不懂。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则不是历史学著作，乃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与之相反的是，《左传》是信史。晋武帝咸宁五年，杜预看到了汲冢竹书新发现，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人们认为“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而在这里，就提到了《竹书纪年》一书，从杜预或者其他人的言论里，不难看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竹书纪年》的精确度还在《春秋》或是《左传》等之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