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 de、彭德怀、贺龙等人先后都表了态。
zhu de的口吻很委婉，认为从维护中苏两国关系的原则来看，不宜高调处理，但对目前已形成的问题，也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彭德怀虽然和毛有很多地方不一致，不过就苏联这档子事情，彭比毛还烦国际派，所以劈头就道：“抢了粮食，甩下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就想走了？你说是买，我说是抢，好，就算是买，你征得我们同意没有？这种事不就是强买强卖么？我认为对具体经办人员要严肃批评，当然追究到布琼尼元帅这一级就不必要了……”
这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还在说“征粮”，彭直接上来就是抢粮——这口吻符合彭的个性。
贺龙的话更有意思：“抢也好，征也好，这件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苏联人自己没摆平闹出事端来，说明人心不稳没过去，我的意见还是很简单——让苏联人自己来摆平，咱们就不要为斯大林同志擦屁股了，越擦越擦不干净，到时候粘的满手屎，臭不可闻……”
“咳……”长期“养病”的王稼祥听不下去了，故意咳嗽了一声，制止了贺龙那越说越不着调的话——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岂容如此放肆？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支持领袖的“口信”，这对于巩固毛的地位，迅速获得最高权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对王明等国际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所以虽然王稼祥是标准的国际派，但为了感谢传达“口信”的功劳，让王担任了z jun wei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以前的老人，如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
但王稼祥担任z jun wei副主席只是象征性安排，王既不拥有实际军权，在军内也毫无根基，毛对于王稼祥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提防——这个人今天传达毛可以担任领袖的口信，万一明天传达其他人可以担任领袖的口信自己改如何应付呢？所以归根到底是要砍断这个传导链，不能再让莫斯科对z领袖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王也看明白了这一点，从1942年便开始装病，还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不但与与王明等人断绝了一切私人来往，还与毛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z zhi ju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两人相差9岁，结婚介绍人就是毛，这使得王稼祥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新渠道，不过王虽然认为自己是毛的自己人，但毛有时候并不以王的表态来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王传递口信的影响力还是太大了一点。
大部分人都发表意见后，毛将目光投向了王明，等着对方表态，摆在王明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赞同并附和毛的意见，这样虽然不可能让王明起死回生，但可以让王明继续苟延残喘一番；第二条，坚决反对，这就要寄希望于莫斯科的神奇力量能不能帮王明翻转，如果能，那就是大翻身，如果不能，彻底沉沦。试图协调、妥协、和稀泥的方式，不但为毛所看不起，也会为莫斯科所坚决反对，至于回避问题，不表态，那就更为所有党内高层包括国际派所看不起——连勇气都没有，当什么领袖？
作为毛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丧失了以往的重要地位，虽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但大多为空头闲职。
以统战部为例，此时该部下辖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三个科室，但zin dang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并常驻重庆，王明在根本插不上话，而统战部的人员也很少，只有一个副部长柯庆施——这还是毛的人，是用来制约、监视王明的，整个统战部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中国女子大学，而女子大学上面妇女联合会这个婆婆，担任妇联常委的蔡畅、帅孟奇资格也都很老，经常与王明发生冲突，有时候甚至以女人的泼辣劲逼得王明下不来台。
又比如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虽然听上去名头很大，但其实也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说是指导南中国党的工作，实际基本由设在重庆的z南方局领导，延安如何能绕过南方局对南面各省指手画脚？至于东北，小林光秀说的十分清楚，抗联在东北完全立不住脚已全部转进到苏联去了，而从延安派出的z地下党员则接二连三被日军破获，东北工作委员会基本只能指挥空气。
而看上去有实权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此时已完全由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对毛的这种态度，王明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1940年他发表文章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虽然因热烈吹捧毛而略微改善了一些处境，但在毛的心目中，对王明更加鄙视，认为此人连张国焘都不如——张国焘不满自己，最后不肯投降宁可跑去重庆，王明这个态度算什么？
没过多久，由于张闻天掀起了读书运动，王明还凭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