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个时空。莲花戒干脆直接被那些崇苯的贵族，袭杀在山道中，就此人间蒸发。因此当莲花生来到吐蕃的时候，传法环境可以说的上是举步维艰，他不得不小心的隐匿身份。耐心的寻找可靠的人将自己推荐给赞普。
至少在遇到那位加罗楼化身的大人之前，他传法的经历谈不上好。但是现在。他的确有自己志得意满的理由，
虽然他已经四十九岁了，看起来还是皮肤光泽白皙，如少年人一般俊秀，这也是他这副大好皮囊的卖点之一，很容易就在长生和养命方面，被尊为权威和典范，而获得哪些权贵认识的重视和礼遇。
对他帮助最大的，反而是性力派的那些知识，古老生命繁衍和奥妙，是东土大唐那些上层人士，醉心追求的内容和时尚，与他布道的佛法辩才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吸引了一大片士民贵庶。
因而它不但成功在东土大唐的政治中心，洛阳长安两京建立了自己开宗传法的道场，还得到足够权势的支持，交游权贵之门，行走宫廷之间，建立起与另一位密教前辈，大士不空三藏分庭抗礼的世俗声望中。
然后因为那位大人的一句话，毅然放开国内的荣华和浮业，选择了踏上西行之路，作为大唐任命的僧官，统管国中西域的僧众们，伴随着大军征服一片又一片异域的土地，用佛法协助大唐统治和教化无数陌生的民众和族类，这让他成就非凡并且声名远扬。
最后还得以胜利者和成功人士的姿态，一路西行衣锦还乡，沿途在那些佛法末微，异教横行的番邦外域，相继建立了二十七座的大小新寺院。
然后还有数以万计的军队和数量更加庞大的信众，将作为他的后盾，支持他进入东天竺乃至整个佛门的最高学府和圣地——那烂陀寺的武装朝圣之旅。
他的学识，他的经验，他的见历，他的人脉和世俗关系，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些保守异教迫害的佛徒，那些不得不隐藏身份的比丘居士，甚至有素未谋面的远方僧侣，因为他的名声和地位，千里迢迢的带着弟子信徒前来投奔，只是为了见一面，这位可能是继古代的龙树、马明之后，最后可能重振佛门的当代菩萨果。
而支持和信任他的那位东土大人，则是堪比古代阿育王、迦色腻珈王那样伟大的现世护法明尊。直到这一刻踏在故国都城的王殿之上，他无比真切深刻的体会到，世俗权势和宗教结合的美妙之处，
但他在天竺当地，并非没有竞争者，比如来自与佛教同样古老年代，由苦修士集团构成的耆那教的压力。
耆那教在汉译佛典中称为尼乾外道、无系外道、裸形外道、无惭外道或宿作因论等，信徒主要集中在从事商业、贸易或手工业的人群中。
虽然长期受到传统婆罗门教派的打压和抑制，但因为与世袭职业挂钩的缘故，在下层人士中的存在和比例，却要比同时代的佛教更加稳定和低调的多，甚至在天竺佛教灭亡后的上千年时光中，一直延续到现代国家，依旧用用不容忽视的存在。
虽然耆那教本身相对消极苦修和严苛的禁欲主义，对唐人来说，或许不是那么合拍，但另一方面，其教义中的许多内容，却无疑充斥着新统治者可以操作和利用的部分。
比如：他们不崇拜神祗而崇奉教祖，否定当地婆罗门教主张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吠陀并非真知，祭祀杀生，只会增加罪恶，婆罗门是不学无术的祭司，宣传种姓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神灵崇拜，崇信耆那教经典，以对抗吠陀经，强调苦行和戒杀，以对抗祭祀万能。
主张灵魂解脱，业报轮回和非暴力等。并且认为，一切生物都有灵魂，都是神圣的，人的灵魂在未解脱前为业所束缚并无限轮回。
人们只有通过修炼，使灵魂摆脱“业”的桎梏，才能获得最后解脱。主张五戒：不杀生、不妄言、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只有严格实行戒律，经过苦行修炼，才能清除旧业的束缚，就可达到“寂静”，灭其**，获得“解脱”。
这些内容一方面与佛教节欲无为的相互契合，另一方面则有利于统治的稳定，只要稍加包装和再释，也可以作为一种鼓吹当地各族精神顺从的抚慰剂。
因此在清洗和驱逐了北天竺的传统婆罗门上层势力后，长期处于北天竺社会下层的耆那教也开始活跃起来。
无论强调裸身不染外物，注重苦行，歧视妇女的天衣派。或是主张男女一样救赎，各种姓一律平等，否认**的必要性，允许男女结婚生育，出家人占有一定的生活必需品的白衣派。
都表现出了对新统治者的积极靠拢倾向，以谋求填补这些婆罗门势力，所留下精神和信仰的空白，而按照唐人统治的传统，也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辖区内，只有一种宗教的声音。
相比之下莲花所主导的东传密教和岭外僧团，也必须做出更多的成绩，体现出更大的价值来，才能稳固自己在新统治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于是莲花生的故乡，挡在南下武装朝圣路线上的新摩羯陀国，就成为他这种决心和信念的以一个踏脚石。摩羯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