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边军的补充，城傍被称为“侧近军”。“侧近州军”，在大唐的边防序列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与耕战一体的府兵、边军相近，城傍采取的是兵牧合一的制度，保持部分游牧的习俗，以确保提供稳定的战马和骑兵的来源。
大唐北方各大重镇军州，皆有各自所属的城傍和羁縻州，象灵、夏州界内居住着大量党项羌，就是典型的河陇城傍部落编制。
由于他们不占将士正编，只需战时输粮，又有熟悉地方之利，与“去给行赐，还给程粮”、平时须给衣给军食的募兵待遇比起来，军费花销要少得多。每每唐朝大军出战时，都会大量就近征发城傍为胁从战力，规模从数千到十数万不等。
许多边军的军城镇戍，直接在城傍中补兵选才，以充游奕、捉生之将，游弈兵为骁勇善骑射者充，类似于后世的尖刀连、侦察排之类的配属，许多人因此获得功劳而跻身与大唐军将序列。因此，大唐诸多胡裔将帅，大都是城傍出身，想安禄山、史思明也是幽州捉生将的出身。
而安西都护府常备兵不过四万，军民不过数十万，而附从的各族城傍就有：盐治州都督府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大漠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玄池州哥系州咽面州金附州孤舒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冯洛州等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多达十数万帐。
他们寄于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通过少量汉军搭配数倍服役的城傍，构成大唐统治安西的基石和边防体系。
按照《唐六典》兵部郎中条略云：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被征发的城傍自备鞍马刀弓，只需提供作战时的衣粮之用，立功的城傍兵可与汉兵一样，拥有处置战利品和得到官赏赐物受封的权利，因此所谓“驰骋之骑，突厥颇强。弓矢之功，契丹称劲。而国朝皆驱驰如鹰犬。。”
不过到了本朝，城傍已经大为衰微了，一方面是大量原本从属河北边军的城傍被卷入安禄山的叛乱，而被绞杀殆尽，另一方面是，是西北路的城傍，因为随镇帅赴难勤王的战功，而被转为正编的官军，而出现大量空缺。
再加上上百年的民族融合，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城傍的第二代即同编户而固有的城傍制度也在慢慢消失。
唐太宗用部落酋长为蕃将，使其领本部族征战，这是城傍制度，唐玄宗用蕃将多为部落寒人则是城傍向定额兵转化。
按照正常历史的轨迹，东北城傍成为定额兵分布于河朔三镇，幽州、营州界内的部落不复存在了。西北城傍随哥舒瀚讨范阳在潼关全军覆没，西北诸州陷干吐蕃，城傍制无存。朔方及河东城傍聚于朔方军麾下与安史抗衡，战事频仍、兵源紧张之时，朔方兵不再区分汉兵与城傍，城傍完全成了额内兵，北方城傍也不存在了。
虽然后期也有内附蕃族置于边境内者，但这些内附蕃族不但没有了唐前期的规模，而且这些蕃族兵马不再是城傍子弟，而是分隶诸道，成为诸道正式兵员（健儿）。而同期割据的藩镇及其主要将领多为城傍后裔，这也是所谓中晚唐中原胡化之说的来由。
而按照气候学另一种说法，中唐以后，北方的寒灾胜似连年，这也造成大量胡族为了生存而自发的南下，直接冲破因为内战而虚弱的边防，被附近割据的大小藩镇所吸收，也成为河北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龙武军人手不足，但在钱财上还有些充裕，有句话说得好，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从来就是真正的问题。
“传我令。。”
“发往河西二十万段物，用充宴赐之费。。”
“令河西于诸军州及在近诸军中简择良健”
“不过必须要确保汉藩比例，驭重就轻，避免尾大不掉，到头来为人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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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夷州了。。。”
东海海上，一只大船正在劈波***，永远潮湿不堪的床舱中，***月再次咳嗽起来，让苍白的脸色上染上一坨病态的晕红，
身边的男人，只能心疼的轻柔她的后背，
隐姓埋名的生活，并不像想的那么容易，作为朝廷通缉追捕的叛党残余，这一对亡命天涯的苦命鸳鸯，出走的那天晚上，并没有带走多少财物，因此在东躲西藏的避风头过程中，很快就卖光了身边最后一点值钱，
然后为了解决困境，和避开朝廷中某些旧日关系的追索，李未果改名李草莓，作为一对流民夫妇，参加了前往安东的开拓团，因为哪里地广人稀，胡汉杂处，最适合隐藏身份。
屯户的生活相当的艰苦，几乎是在蛮荒上建立自己的家园，曾经的官家小姐也不得不用拿惯团扇的纤手，去学习缝补制衣，宰杀鸡鸭，炊伙烹食，在寒冷而漫长的严冬，用各种所能找到的材料，将自己包裹成一个臃肿的人形
虽然日子艰苦的让人麻木而绝望，但总算挺过去，到了第三年，黑油油土地上已经长满了各色庄稼，庄子里已经可以成车成车的向外输送粮食，拥有成群的牲畜盖起巨大木围子防寨，还有定期往来的商队，通过渔猎所获的丰富肉食和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