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十大节度使，至少有三镇都是为了备御吐蕃的需要，因此这些裁撤归并的编制，可以为朝廷省下大批的钱粮军资的投入，同时西北的一些军地政策也可以取消，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腾出手来，于民修养生息。
不过就算废镇，这两道每年还是要向毗邻的青唐都护府协粮出饷，只是输送钱粮的任务，不再由地方沿途转运，而是通过竞投报给有实力的大军从商经营，只要根据距离和预期的风险，核定一个上下浮动的慕耗比例就可以了。
这样地方也不用再大张旗鼓的征伐民夫充事，这种既影响农时和生产而代价巨大，又徒费人力而收效甚微的徭役输运。作为代价他们要交纳一定免役钱，作为雇佣商人输送的所费。
光是攻略青唐之战，前后就打掉了钱粮物资折价约一千四百万缗，这还不包括后续的地方重建屯垦、在关要结冲营造城垒和补充兵员，安置家眷的花费；以及众多伤残将士的后续治疗和安置，阵亡将士及其家眷的优抚，临时征发民夫的遣散。。因此这一千四百多万缗，至少有小半还是挂在账上的。
打战就是在烧钱，军队规模越大，烧的就越厉害，尤其是国家级别的战争，对兵役动员和后勤组织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吐蕃人就是先战河西败在补给输送的后力不及，再战青唐而败在国家动员潜力匮乏上。
作为一只兵种装备齐全，训练有素，战术手段和临阵经验娴熟的正规军队，除非学蒙古人哪样根本不顾后勤，只维持最低限度的需求一边迁徙一边战斗，走到哪里像蝗虫一样啃食到哪里，只留下一片焦土和尸体，来保证军队的战斗活力，否则说什么组织大军，万里远征扬威域外，都是眼高手低的笑话。
这笔钱，光靠朝廷本身，也是一下拿不出来的，如今的泰兴朝廷，在传统的租庸调彻底败坏后，朝廷的岁入就被分成好几大块。
首先是脱胎自租庸调制度的传统地税和户税仍然占主要的大头，地税按照田亩成色入课，上田每亩二十文或一斗栗，中田十五钱或八升栗，下田十文或五升，拓荒田三年两升的标准征收；户税按照民户的殷实程度分成九等收，从第九等的五百钱到第一等的一万三千钱不等，这些年通过清丈田亩和整理户口，目前朝廷大概可以收到三千多万缗。
不过这三千多万缗只是账面上的，经过各地留州自用和由各道转运使送军的，朝廷中枢真正入库支配的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强的一千多万缗，只能维持和保证庞大行政官僚系统的运作。
此外朝廷从传统官府专卖专营的盐铁茶酒等每年大概可以进项一千六百多万缗，这也是一笔朝廷可以直接支配的大头，主要由主管户口色役盐铁转运兼任户部尚书的度支宰相负责，朝廷进行基础设施的水利道路城邑市坊，各种国内营造兴建，乃至军队编练等方面投入，主要从这上面开支；
从国内十税一的商课，以及钱帛金银贵物的兑汇上，九卿之一的司农寺还可以收到二百多万到三百万缗左右，再加上各地钱监铸钱发行的收入，主要还是通过战争新获不少贵金属产地，而得以增铸了金银贵币的原因，最好的年份可以达到七百万缗，这笔钱每年若有所的积余，作为朝廷备荒的急用入左藏库；
然后是泰兴朝以来，沿海各埠新设立官椎局和市舶使的各色出入抽息，除掉营运维持输送费用，归到朝廷中枢，每年大概也有三百多万缗，直接归入大盈库，主要是用来平抑和粜调剂丰荒的准备金；
还有乾元年间开始，司农寺用国库物料和土贡的剩余物资，与域外之地进行的大宗国家贸易收入，大概还可以进益以数十万乃至百万缗为单位，不过数额和周期不太稳定，往往一次交易后，就要隔上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通过地方官市和宫市的竞标投卖，每年也有一百万缗左右的收入，不过前者零零碎碎的很分散，多归于署衙公用，后者为宫内省管理的内孥。
此外还有一项隐性的收入，通过这些市舶使和官椎局，还可以以赠钱、赐市，回易的名目，将国内区域生产力过剩和地区产品亢余造成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通过贸易顺差，转嫁到那些藩国外域，以获取剪刀差作为财政收入的补充。
当然，古人是没有这个经济概念的，知道这样能给所获厚利而无伤国内而已，所以目前主要还是由龙武军的外围下线和我家附庸的南海会社等背景，在具体操作这些事情，不算入国库收入。
这些钱加起来看似巨大，但是朝廷各种名目的花费也不会少的，南衙宰相们手上十几万漕军和工程军就是一大，所以朝廷军费不会支给太多，而且其中还有部分是用实物充价的，剩下的缺口除了用两三年内预期收入绢丝茶纸等物产作价外，就要靠自己想一些办法自筹，
这次，重新布防改镇后，各地空缺下来的位置也不会少，品阶高的固然要请奏朝廷，只能进行推荐和保举，但是郎将以下，校尉以上的各色军职至少好几百个听凭处分，我的参军团，虞侯队，学军营，见习士官团什么的至少可以安排一批出去，然后那些近两届内的武学生也可以安排一部分。就算是那些还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