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二年，又有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又名积水潭。旧于河南路运至陕郡太原仓，又运至永丰仓及京太仓。
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因此河阴仓等所储漕米和物资不仅供西运长安，又兼为各地军费开支之用。
只是战后李泌主持河北期间，打理兴修水利，疏浚河渠，而负责漕运的人力，不再从沿途州郡兴师动众的就地调发差遣，而是水路上由裁汰军人组成的工程军承运，又从口外互市，获得上万牵挽的牛马配备有实力的劳役商人以车牛抵转，可以说相对效率提高了不少，也大大减少了各种名目的损耗。目前大致恢复到了天宝年间的六成。
但是完成对关内的输粮后，这个回程就等于空载了，过去是发给丁壮遣粮，沿途自行解散归乡，现在情况有所不同，数万的工程军和牛马照样需要消耗粮食。
于是时任江南租用调使的第五岐特地提出一个建议，与其让这个回程的人手和运力空置，还不如向民间招标承运其物，所得财货二成补贴那些工程军，为差役钱，其余归中处置，一部用于筹集安置解甲归田老军的差遣费，一部为国家创收，所谓一举三得。
再加上登州至江南海运的兴盛，因此西北路之财货，因此自此通达往来于江南，后来朝廷经略河北各镇的钱粮输供，也是通过这条回程的路线，乃至龙武军在安东派遣军的供给，也是通过这条线，因此运输配额变得不敷使用，紧缺起来。
但是相对民家自己运输，这种官运虽然贵了一些，但是在大宗项目又有无法替代的诸多好处，比如不用过关卡滞留，没有盗匪乱兵之损，负责承运的都是前军人组成的，地方上没人敢乱打主意，因此配额减少，竞争反而劲烈起来。
自从我就任内枢密使后，军队的漕运配额，由兵部的库部、驾部两司具列所需项目，总章参事府进行规划，再报送枢密院审核添减发布，可以说整个过程，都掌握在与我关系密切体系内。
他们之所以跑过来，是因为李揆正在开浚汴水（广济渠)的工程。
（真正的历史上，自从兵乱以来，很久没有整治河道了，到处泥沙淤积，河床堵塞，千里河道变成了浅水滩，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再有就是百姓死伤流亡过半，人工奇缺。三是盗贼蜂起，沿河两岸到处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驻军多为骄兵悍将，粮米经过，马上截留。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漕运谈何容易，乃至史称斗钱运斗米。运输成本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朝廷也因此陷入财政周转困难的恶性循环）
由于唐代每年输往京师的漕粮于春上自江南起运，四月由淮入汴，因正逢枯水期，“多属汴河乾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才能出行，期间等待空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逐渐被新兴海运取代，但是随着国力的恢复，南北输通的巨大需求，光靠海运还是无法满足。
因此疏浚加深汴水方便行船的同时，李揆还刚刚在阻隔白沟水与黄河支流之间的大虎岭下，挖通了一条一里半，约三丈宽六尺深的并渠，以分流其运，由此粗估汴州到长安之间的运量，又可以增加半成，不要小看这半成，就算分配给枢密院一半，也是数十万石的配额。
此外，为了满足新增漕运配额的需求，李揆还放出风来，打算从沿海各州定造五百只浅底大船，每船定价400缗，这种船乃是前户部左侍郎兼盐铁转运租庸使刘晏，所设计的超大型的漕船“上门填缺船”，还研究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减少纤夫伤亡事故。每船配备30人拉纤，5人撑篙，解决了黄河支流中，船只通行易倾覆的技术难题。为此李揆还请旨，以宰相专断职权，起复了被贬宋州的刘晏。
消息传出，除了较远的广州、交州以外，洪、明、泉、福、楚、扬、各州，都有相当实力的大商家，打算从其中分一杯羹。
显然他们的消息很是灵通，平渠以军功连朝廷上还没开始讨论，马上就找上门来了，条件也很优厚，只要能拿到十万石以上的配额，可以不要任何抵押，为朝廷预造大船。
“大人怎么看。”
薛景仙再次请示道。
“这个，军队的配额，他们是不要想了。”
我看着他们写的陈条，对薛景仙摇摇头。
军队的配额要优先供应体系内的需要，其次才是赵合德那些，与长期龙武军一荣共荣休戚相关的核心商业集团，象登州那些商人只能算重要的外围，按照亲疏远近还排不到他们。
“不过其他方面，。却可以考虑。”
“给一张我的片子，让他们去找第五相公营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