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的是为了追逐功名，有的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是为家族谋取更多的新出路，所谓富贵只在险中求，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世家大族，虽然没有对历史潮流的先知先觉，但他们有足够古老的生存经验和传承，也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资源和底蕴，可以不断尝试更多的道路，以保证家族的延续，他们也比别人更经得起损失。
岛国算是我的传统势力范围，如果没有我许可，他们连岸都别想登上去。
“让他们去好了。”
我如下决定。
我突然想起来崔光远似乎也在今天离京，这段时间我身边一下少了好多熟悉的面孔。我的五大长史，也多不在身边。
魏方晋，已经恢复魏元通的本名，静边之乱爆发前，他就已经去了西北，继续负责对吐蕃的经济渗透，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边境的管制，控制一些诸如粮食、铁器、盐、茶叶等对吐蕃的特定项目的出入，人为提高购置的成本，拉拢和诱使一些边境上小姓贵族，部落叛逃，以达到变相削弱其实力的目的。当然，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有经济战这个概念，表面看起来，也只是我的势力，试图垄断对吐蕃的走私暴利而已。顺便也主持恢复朝廷在西北路的情治工作，毕竟，他现在的身份，是兵科房的主官，静边之乱爆发后，打乱了这个进程，他又肩负起为讨乱军提供情报和人手的配合。
郑元和已经就任关内布政使，正在到处寻访采风，以熟悉地方事务也是繁忙的很。温哲在西北清理和接收察事厅的遗产，重新梳理和分配西北商路的利益划分，几乎是在京畿和西北之间两头跑。
崔光远挂职刑部，主持的是查禁捕盗，以及对江湖势力的监控，主持对那些阉党残余的搜捕和追杀，刚刚因为一个意外事件，临时受命出发去了河北路。
作为本朝政治生态最顶点的存在，政事堂的宰相们，一般保持在五到九位之间的单数，再加上若干加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军中大员（现在是枢密使们），以及有资格列席旁听的辅臣们，构成这个国家最高的决策机构。
列位的宰相按照分工的不同而排名不同，现在的朝廷序列上能够被称为相公的，大概有九位，不过颜真卿、韦见素这两位年纪大了，是作为坐镇朝纲的重量级存在，很少对政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有有两位李揆、崔焕，是长期在外地奔走，主持河东、河北诸道战后重建的水利、直道、裁军、屯田、划道等诸多项目，常年是李泌、张镐、第五崎、崔圆等五位留值中枢。
宰相枢密使合议，只是走个过场，真正的戏份在散会之后，我在侧殿耽搁的那一小会。本来按照宰相们比较稳妥的打算，是以彻查为名进行冷处理，将事情拖上一段时间，影响消退后，再做实质的处置。
但是显然形式跟不上变化，有人出手更快，易州开仓案，还没等朝廷作出议处的决定，随着当事人在都察院的监管下突然留书自杀，而变得暗流汹涌起来，
因为根据洛阳留守的密报，这并不是简单的处于公心或者义理的个人行为，私开官仓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隐情，似乎牵扯到历年积累的亏空，有人试图借助开仓，将这些痕迹全部抹平掉，顺便给朝廷出一个难题。
然后发生的事情，让河北新建的都督、布政、户赋、按察、转运诸使，乃至朝廷有些焦头烂额起来，有人质疑都察院的权威，弹劾滥用权势和私刑，还有人要求追查逼死品官的内情，。又有人跳出来说，自从分道后，诸司管辖混乱，请暂缓之。乃至有人指责大规模修剪河渠道路，实属劳民伤财，原有的存在已经足够满足大部分需要，在朝廷财富紧张的情况下，何必重开新的工程，无非是为了成就某些人好大喜功的名声和功绩，方便贪墨和上下其手，还举出一些实例来。
一时间什么声音都冒出来，似乎是乾元改制沿袭下来的矛盾和积弊，一下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迸发出来一般。矛盾直指河北诸司。
而在传统的官僚体系内，派系、门党、世族、军镇盘根错节的关系，让这件事情变得极其复杂，阻力重重。
象河北都督乃是出自郭子仪门下朔方五虎之一的浑释之；河北布政使乃是广陵采访使转任过来的李成式，与前江淮租庸调使第五岐关系密切；河北按察使李铣，乃是门下右仆射颜真卿，任河北招讨使时的判官；河北户赋使是由江西采访使转任的皇甫侁，算是当今刑部尚书李麟的门生；连领河北都察院事的监察御史裴茂，也与宪台总长，现任御史大夫韦谔交情匪浅。
因此小白希望借助我的力量，摸出背后的东西。龙武军的体系相对比较独立，外部难以渗透也不易泄密，当年留在河北组织抗敌，并就任地方的校尉们，也有不少继续保持着联系，算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群体。
现在留在我身边的，只有一个薛景仙了。
薛景仙满脸疲惫的从临时枢密院的签事房里出来，在门厅交割了符信，换过常服，上了马车，一头倒下昏昏沉沉的打起盹来。
作为一位手掌天子八军数万人马中近半禁兵，半壁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