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只是市井流传的人情，那倒无所谓，问题是这是从宗室里先流传出来的，还是当今太子殿下都赞誉过地书，事情就大条了。可以影响到一代君王对宗门教政的态度，可不是小事情，本朝因帝王喜好而宗教兴衰的故事，已经上演了多次。
再者如果是普通人，写了这种书，也不过是妄言，可以借助众多的信众和社会影响力排斥之，但是写这书的，是一位权贵。而且还不是普通权贵。而是与皇家三代都关系密切，手握重兵的元勋重臣。而且这位重臣，还是个独开文学绘画诗词数门宗师一样，掌握大量舆论的人物，传统的打压或者渗透影响手段，就不得其用了。。。
“难道列位找上门来，是要我出精神损失费了。。
我嘿然冷冷一笑道。
“愿请大人为护法。。
还是那群和尚中最老的那位普如开口道。。。。
他们走后，我坐在花厅微微一笑，这算是交涉和拉拢么。
我虽然不能说无所不知，但至少也是上晓三千年成败得失，下通一千五百年地演变造化。现在唐朝的老子化胡，还是释教东度的道佛先后之争，正当其道。
自李唐开国以来，除了短暂的武周崇佛时代，就是一直奉行先老后儒再释的基本国策，道教虽然有李唐自承的国统为基础，但是它所面对的佛教，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无数次动荡和变革，已经彻底中土化，基础很是雄厚的宗教集团。
长安城中最盛时，光国家承认的寺院有九十一所，其他兰若（非官方登记在册寺庙）、经坊、佛堂不计其数，所谓地“佛门八叶，六法长安”，远非道观地数量和规模可比。
因此长期这两家相互影响又相互学习，又相互保持对立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获得朝野中重要政治势力的支持，也不可避免成为相互较量地筹码。
“他们想结大人之力，宏教门之法。。。。”
这是长期混迹省台上层边缘，温哲的说法。
“这不过一次试探而已。
薛景仙如是说。
“背后还有其他人。。
地头蛇崔光远总结道。
按照他们的说法。
长安沦陷后，这些集中了大量供奉和财富的场所也首当其冲的受到叛军的烧杀劫掠，无论是庄严宝刹，还是清净几为一空。龙武军进城后，在安军地驻地里，光是没即使溶掉的金银佛像。就堆满了好几仓。
经过了这场战乱，依然在宫廷中行走的供奉所剩无几，能以国师号的，这时候整个大唐貌似已经没几号，无非出自佛道两门，这时候紫阳先生李承光已经归隐茅山了，他的弟子门人都还没成大气候，正在和南天师道的龙虎山争夺南方地格局，北方的楼观道等大派。还没从战争中恢复过来。
佛门最大的禅宗已经分裂有年，北宗已经衰弱，南宗崛起的时间太短；密宗三大士的金刚智、善无畏已经去世了。就剩下一个已经归隐的不空上人，
唐朝国师的权利，虽然不比北朝那样大，可以象宰相一样参与甚至把持朝政，但地位依旧显赫尊崇，皇帝有大小事，还是要咨询一二的。相比已经在中土生根发芽根深蒂固的其他七大显宗，密宗三大士以后来者居上，获得国师地头衔。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
现在长安城里的各种大小文抄邸报繁盛一时，百花争鸣热闹地很，其中论战的重要的组成，就是道教、佛教甚至是儒教背景下的宗派之争，延伸出来的各种论点和观念之争，自从有了文抄这个大众传播工具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的发现了这个舆论平台的好处，各种势力纷纷粉墨登场，你唱罢来我登台。饶是热闹非凡。
长安光复后，朝廷也势必重新划分这些宗教的势力和影响范围，因此都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地主张造势和张目。最早从景教开始，刊登以介绍域外风情为名，实际上宣传教义和历史渊源，所谓的《耶圣人巡游记》
其中大部分是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在龙武军和相关的利益背景下，对于刊载的内容也各有特色的选择性。更别说长安的重建规划，饶不开我这一块。
众多教义之争逐渐变成充满火药味的各派论战的情况下，朝廷出台《大唐文抄诋闻发行制》就不可避免了。初步已经确定了诸如文抄为御使台所监督。定性为民情舆论之先要。开办需先向州以上地方官府申报，开办人必须有产有业。有功名在身的三人以上为担保等等。
作为掌握印刷行业地龙头，这其中又不免设计到我家的态度。
而从另方面说，我家对宗教的态度，还真不好说。
传统三教之中，要说我近道门嘛，我与被天师道背景的青城山合作和愉快，不但有大量子弟效力军中，还合作经营了诸多的产业，可谓是关系密切。
但是另一方面对佛门来说，我不但热心支持建设佛门重要工程乐山大佛，还以军队名义秘密资助南沼、吐蕃境内的传教事业，还让律宗大师鉴真在我的领地上建庙宏法，鼓励在南海之地推行佛教大乘之法，又引进北禅宗的少林僧兵，也是渊源深厚。
至于儒家，我以恢复诸子百家为名，支持建立成都官学，创立诸多学说，扶持以官学诸位宗师为首的儒家新流派，鼓吹兼容并蓄，有教无类，也不能算与儒家无缘。
更别说域外宗教。作为唯一被唐朝官方许可传道地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