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实验大厦隔着大埔公路，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门遥遥相望。这座十二层大厦刚建成时，东方研究院只启用了其中的一到八层，最上面的四层暂时封存。
但只过了一年多时间，不但原先被封存的四层空间全部被塞满了研究员，连旁边的第二栋同样高为十二层的科研大厦都即将落成。由此也可以看出，东方研究院过去这一两年扩张的速度有多快！
而技术员规模的迅速扩张，表露的是东方研究院巨大的科研野心。去年全年，东方研究院申请新专利的总数达到了438项，比之前的1981年增长了10倍。虽然东方研究院的专利数量相比于ibm公司等巨无霸企业还远远不如，但它的进步速度却是无与伦比的。
李轩连续三年花重金投资科研，正在逐渐转化成越来越多的现实成果，而ic卡只是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后世ic卡是数字芯片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之一。而且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非常适合入门级半导体企业参与竞争。
李轩虽然带着重生光环，但他并不是万能的。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之前完全没想到还有ic卡这个东西，反倒从一开始就把目光集中在cpu处理器这种高大上的产品上，一口气弄出了erips两大架构。
之前东方研究院的重大项目，大都是李轩开了金手指指定了研发方向。像erm架构，他自己更是亲自参与了具体研发。但此次的ic卡项目却与李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东方研究院内的两名研究员自己根据国际专利检索，锁定了有关ic卡的专利，以此为课题方向，向公司提交了项目申请。
“老黎，和大家说说你和老蔡怎么就想到了研发ic电话卡的课题？”李轩笑着对站在自己身前的两位有些腼腆的技术员问道。
黎健不是第一次听李轩说普通话，但听到自己老板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却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依旧感到十分惊奇，也有一丝丝感动。他是东方研究院与内地教育-部合作的“东方红”人才交流计划，第一批赴港访学的青年骨干。
黎健在香港待了快将近两年的时间，有一种很大的感触就是香港人对落后祖国内地的歧视。香港人能讲普通话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一些人会讲也不屑于讲。
但在东方集团内部，黎健却能深深地体会到一视同仁的可贵。无论是香港、内地、台湾出身的科研人员，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想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就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说话。
而实现这种平等，最大的推动因素来自于东方电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公司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李轩。他在与每一位科研人员交流时，绝不会因为地域而带上有色眼镜。
相反李轩总是非常注意细节，在与台湾或者内地出身的研究员交流时，都会非常体贴的主动用普通话交流，免得大家使用不纯熟的粤语。而正是在他身先士卒的带动下，整个东方集团上行下效，工作氛围非常不错。
“李总，说起来这件事还是因为两次意外。我每个星期星期都会往国内老家打个电话报平安，因此电话卡经常随身放在裤子口袋里。而我有一个坏习惯，不喜欢把钥匙用钥匙扣扣在皮带扣上，也总喜欢把钥匙放在裤袋里。
结果有次不小心，电话卡上的词条被钥匙给划了一下，结果就不能用了！我买的电话卡都是不记名的定值卡，一旦丢失或者损坏就不能补办！但我这个人没有吸取教训，竟然在同一个错误上犯第二次。
一张新的电话卡没过几天，又不小心被钥匙给划坏了。这下子我终于痛定思痛，决定必须改正这个问题。而那段时间，我恰好正和蔡俭一起，在为第一次自主申请研究课题拟定方向。在进行专利检索时，我恰好查到了一条关于用集成电路卡代替磁卡的专利。
当时，我就一下子联想到，是不是同样可以用集成电路来代替电话卡中的磁条。银行卡对加密技术有严格的要求，想要用新产品取得金融业的信任并不容易。相比之下，电话卡的推广就容易许多，许多卡都是无记名的，即插即用，遗失了也损失不大。而使用ic芯片代替磁条，可用性更强。ic卡不会因为磁条被划坏、或者无意中消磁而不能使用！”黎健一开始还有些拘束，但越到后面越自信，说话也变得非常流利。
他和蔡俭两人合作，只花了短短十个月时间，开发出的这款ic电话卡。在研发ic卡的整个过程中，两人成功申请了7项新专利。而在ic卡成品出炉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东方研究院的高度认可。
昨天，黎健和院长助理虞有橙先生坐在一起聊听时，对方向他透露，公司为了推广ic卡，已经决定收购香港电话公司。香港电话公司是全港著名的大公司，总市值超过50亿港币。公司高层为了他俩的项目，竟然决定耗巨资收购港话公司，这对黎健和蔡俭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认可。
在后世人手一部手机的年代，ic电话卡早已退出了主流应用，相反手机卡大行其道。但在八十年代的香港，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公用电话亭。港话公司光每年发行的可反复充值的插卡式磁条电话卡就在50万张以上，这还只是一座只有500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用ic卡代替磁条电话卡，那将是一个多么宽广的市场。而这仅仅是ic卡的一种应用，从宾馆酒店的门禁卡，到食堂饭卡，公交车的公交卡，再到社会身份证、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