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世界首富的头衔看来也不好用啊！”莉智笑呵呵的看着李轩说道。
“表面上看我们给出的条件，要比刘俊良现在的待遇优越得多！但他现在的工作相当于是铁饭碗，虽然收入不高，但无论生老病死，国家都会负责他一辈子。如果有了孩子，可以送到单位附属幼儿园，将来孩子长大如果报考北邮学院，还能优先录取。
生病了，医药费能报销；退休了，有退休工资可领。就连家里老人去世了，工会干部还会上门慰问！这些都是举国体制下，没计算在工资内的隐藏福利！而刘俊良凭着ds-2000项目的优异表现，肯定能被北邮的领导所重视，可谓前景光明。
但如果他辞职加入东方电子公司，就意味着放弃现在稳当的生活，接受全新的人生挑战，这自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李轩摇了摇头解释道。再过几年，外企会成为香馍馍，但现在国外企业都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未知数。
“你说的也对，小时候我爸爸和妈妈离婚时，双方单位的领导，居委会的干部都来劝说调解过好几次。国内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单位、社区被有效的组织在一起，我有时候想想觉得的确比香港更富有人情味，香港只认钱！”莉智说道，“要是这位刘教授最终拒绝了怎么办？”
“拒绝就拒绝了，这个地球离了谁照旧会转！”李轩用很淡然的语气说道。
“可是我觉得，公司对他还是很重视的啊，连你这个大老板都都亲自出马了？”莉智有些不解的问到。
“因为他已经体现出值得被尊重的价值。在未来几年内，ds-2000数字程控交换机很可能可以在国内市场创造出几亿元的销售额！公司对拥真正有实力的人员，都有一套系统的方案。我今天被布置亲自与他交流的任务，只是整个挖人环节中的一环！
根据公司内部收集的资料，刘俊良家的住房很紧张，他父母来北-京帮他带孩子，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不到五十平米的学校宿舍里。如果它愿意加入东方研究院，东方商事公司在京城的办事处，立刻会给他解决住房问题。
与此同时，虽然ds-2000项目已经取得了成功，但这些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的销售额之前，所引起的轰动依旧有限。也许北邮学院的领导们会更加看重他，提拔他的职务，增加他的科研经费。但北邮学院所能提供的科研条件，肯定远不能与现在ds-2000项目组的待遇相比。
要知道，现在就是连清华和北大的老师，想要申请到超过万元的科研，也必须走非常繁琐的申报流程。而我们东方研究院给他的科研环境，只会比ds-2000项目组更好，毕竟那只是一个合作项目。
根据双方的协议，除了研究成果属于我们之外，其他的投入都归属北邮学院。我们不可能为别人做嫁衣，在这样一个合作项目中，购买动辄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大型尖端设备！
正所谓由奢入俭难，刘俊良和他的团队习惯了之前无需为经费担心的科研条件，让他们再回到以前那种五块钱、十块钱都需要斤斤计较的情况，肯定会很不适应！
这些都是我们说服刘俊良的有力论据，但如果他最终还是拒绝了也没有关系，另外再找一个有潜力的研究员就行了！香港工科人才匮乏，为了搜罗真正有实力的大牛，我们被迫从台湾、英国、美国等地招揽！而大陆恰恰相反，有潜力的研究员并不少，真正缺少的是给他们展现自己实力的优秀平台！”李轩淡然的说道。
有人把国内的八十年代誉为“科技的春天”，国家拨乱反正后，大学恢复招生，科研院所恢复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实情况却远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乐观。
七十年代末，当时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但国家投入科研的经费，却占到了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32。之后，国内经济开始慢慢好转，但科研经费的投入却一砍再砍。从1979年的2.32，一路降到八十年代中期的0.6，并在这个低位徘徊了十几年。
当时正是中美蜜月期，西方国家放松了对国内的出口限制。因为国内的技术普遍与国外的先进水平有着明显的代差，在自己造不如国外买的思路下，大量研究项目被迫下马，资金纷纷被用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现成品。
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运十飞机，从1970年立项后攻克了无数难关，却在1986年因为无法筹集3000万元的油费而被迫停飞。当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某些部-委更看好与美国合作，把资金投入到沪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合作上。
国内期望通过先进行散件组装，再一步步国产化，最终实现能够自己生产先进大飞机的目标。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美国人给坑了。第一批飞机完成国内组装后，麦道公司已经被波音收购。波音公司果断取消了与中国的合作，因为对它来说，卖整机的利润显然更高。
也正是因为八九十年代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的严重不足，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知识的悲哀，也只有在国内才会出现。
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科教兴国战略”已经被写入基本国策，国内教授的薪水收入和社会地位，相比于香港和台湾，依旧是大大不如。当然，那个时候学术腐败已经开始横行。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