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骤雨过后，将盛夏的广州清洗的令人感觉到颇为清爽。街头巷尾，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万物兴盛，不愧为人们誉为“花城”的称号。
此时的广州，人们在街道上用竹子扎起了一座座高高的彩楼，用花草彩绸装点得纷繁富丽，喜气洋洋。从珠江岸边的天字码头到越秀山下，沿途排开了数百座彩绸鲜花装饰而成的牌楼，把整个广州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之中。
也不仅仅是广州城中如此，整个珠三角，从广州到佛山，从惠州到东莞，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是一片喜乐。经过这几年的新政推行，加上疯狂筑路，广东的景象可谓是焕然一新。能够令两辆马车并行的宽阔官道，将县城与县城之间串联起来。那种隔着一条河口音风俗都有所差异的情形悄悄的发生着变化。钱粮制度的改革，让种田人和商人们都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
种田人身上没有了那么多的浮收，每家都有钱粮簿子，又不用缴纳人丁银，靠着田产山林吃饭的，每年该收多少钱粮一目了然。租种别人田地的租子也不敢超过三成七的上限，一旦超过了，佃户有权不交不说，还可以到衙门去出●←首告状，搞得不好，田主还得被在衙门前枷号数日。如今粮食越来越不值钱，田主们也算得很清楚，与其为了一升半斗的租子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面子，在乡里落下一个刻薄的名声，倒不如落得个遵纪守法的好处。
何况，在官家那里有了个遵纪守法开明士绅的名气、好印象，官家有什么好事总是最先想起你来。这比一升一斗的算计佃租可是容易发财多了。
除了修路、推行新政这种容易获得人心的一手之外，另外被强力推行的一项制度可就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喜闻乐见了。
“禁止各村各姓氏之间私相争斗！违者严惩不贷！”
广东各地的私斗也是一个顽疾。所谓的村镇之间、姓氏宗族之间的械斗。表面上的原因虽然花样百出，但是其根源其实就是所谓的土客矛盾。历史上在清朝是发展到巅峰，动辄便是数以万计的规模，甚至动用火器，你几百人上千人的械斗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但是之前小规模的械斗，却也是层出不穷。因此械斗也成了阻碍商业发展的一个拦路虎。你一个外乡人要是没点本事乱走，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除了妨碍商业发展之外，更大的威胁便是挑战政府的权威。
之所以在清朝时期械斗达到了一个顶峰，那是因为东南亚有猪仔贸易。
所以族长这些人搞械斗也有利可图，本质上跟非洲的奴隶掠夺部落是一个德行。所以尽管一直有械斗的问题，但是在清朝才集中爆发万人以上规模的械斗
但是如今两广归李守汉管辖了，他还会让这种挑战政权的行为存在并且任其发展下去？正好眼下各处都已经有了基层政权，便用禁止械斗来检验一下基层政权的成色！
各处村镇基层政权的主要工作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普法。一个是严惩要晓谕所有村镇，严谨私斗，这个事官家要管，如果有人大规模械斗，官家不管参与者多少人，一律按律严惩，一个村犯惩罚一个村，一个镇惩罚一个镇。所有人都要知道一个道理。民心似铁，官法如炉。而如果在私斗中有劫掠财物。杀伤人命，毁坏水利设施，焚烧房屋、侮辱坟墓、人口买卖等恶劣违法行为，更是要罪上加罪
对于这种官家发出的类似警告，一开始无论乡绅还是村民都不以为意，这种官样文章历朝历代的官家又不是第一次说。可是哪个当真执行过了？俗话说法不责众，只怕到时候当真械斗起来了，几千上万人的规模，县城也得是四门紧闭等候风声平息之后才敢开城门。据说历史上唯一敢责众的就是商鞅，渭水刑囚一次砍了几百人的脑袋。可先不说商鞅什么下场。就说这人数，也不过几百人，这两广地界，千人万人的都不稀奇，我就不相信你能如何。
结果很快这些人就知道，敢触犯刑律，千人万人在南粤军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当然，一开始面对广泛的私斗，南粤军没有一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人，而是先让各处村镇基层政权的干部耐心的搞普法，反复向村民宣导南粤军的法律。
那些工作队员们可谓耐心细致苦口婆心的向村民乡绅说，南粤军法律不同于大明，不存在法不责众。一人犯法罚一人，一村犯法罚一村，先看触犯的刑律，再根据情节酌情加重或者减刑。
这一轮的普法，让私斗稍微平息了一些，毕竟总体上，民众对官家还是有畏惧的，但是这世界上永远存在不怕死的鬼。普法过后，还是有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挑起了大规模的械斗。
对于这些人，南粤军可就没那么客气了，参照吉庆围和桃园大社的经验，先开来大队人马进行武力镇压，然后进行深入调查，把组织械斗的乡绅族长按律缉捕治罪，然后就是向所有人宣导这些人发动私斗的背后原因。组织械斗的族长们乡绅们被在各处乡镇游街示众，鸣锣聚众听他们讲说自己的罪行，游街之后，便是依照法条明正典刑。那些参与械斗的各级骨干分子则是被发为官奴，到南中的深山老林里去从事砍伐木头，矿山之中挖矿等人命消耗极大的活动。
通过游街示众，讲说自己罪行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不仅族长乡绅们的威风被打翻在地，更重要的是后果是，村民们发现，原来很多私斗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