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四年（公元前608年），楚国在平乱、灭庸三年后，统治趋于稳定，又对中原产生北上图霸之志。
这个时候宋国国君宋昭公被他嫡祖母王姬杀死，立其弟公子鲍为君，是为宋文公。
恰巧此事被极具正义感的晋国赵盾得知，便命大将荀林父率兵讨伐宋国兴师问罪，又传命郑国、卫国、陈国三国派兵相助。
宋文公不仅长得帅，为人还很贤明，更难得的是他这个人礼待国人，也就是说好施舍，舍得花钱来笼络人心，对年纪在七十以上的老人和国内有学识的穷人都进行精准扶贫，逢年过节还加送珍贵食品，很得宋人拥护。
宋文公一看赵盾派四路兵马伐宋，心中害怕，忙派右师华元到晋营求和，当然还少不了金银美玉。荀林父一看华元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尽以其宝”），笑纳后就同意了宋人求和申请，命四路兵马停止伐宋，并承认了宋文公合法地位。
赵盾见荀林父受贿撤兵，便将此事向晋灵公汇报，指望晋灵公出面指责荀林父。但宋文公做事周全，也给晋灵公送了很多的礼物，向晋灵公投诉也是泥牛入海，不由一声叹息，大为不满。
大为不满的还有一个人——郑穆公，郑国大张旗鼓的随晋伐宋，没想到晋国却来这么一出戏，让自己跟将士们不好交代，大为恼火，认为晋人惟赂是贪，有名无实，不能图霸业，当时就起了弃晋从楚的心。
没过几个月，因为齐国强势干涉鲁国内政（破坏鲁国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庶子公子俀（tui）为君，是为鲁宣公），赵盾又在扈地会合诸侯，准备为鲁国讨伐齐国，结果齐国也学习宋国行贿的做法，让晋国又一次“取赂而还”。
晋国在一年之内接连两次的“取赂而还”，让郑穆公很惊讶，不禁曰:“晋不足与也。”权衡利弊之下，一咬牙就“受盟于楚”。
相比之下，郑穆公比他老子郑文公更会审时度势，也更擅长保护自己。而对于中原诸侯来说，郑国这支风向标的指向，往往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霸主的归属，成为一些小国压宝的不二选择。
但在这个时候，陈国国君陈灵公却逆道而行选择亲晋，原因是六年前（公元前614年），陈共公去世的时候楚庄王没有前往吊唁，失了礼数。
楚庄王也很困惑，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楚王，失没失礼数也是楚穆王的事情，与自己何干？判定这是陈灵公找的借口而已，于是亲率大军攻陈，乘机另派一军侵袭宋国。
晋国赵盾见沉寂五、六年的楚国又出来兴风作浪，亲自率军与宋文公、陈灵公、卫成公、曹文公等四国首脑率领的军队会于郑地的棐林，准备攻郑以救陈、宋二国。
楚庄王也做了应对之策，派蒍贾带兵去救援郑国，两军在郑地的北林和晋军相遇。
此时，距离城濮之战已有二十四年，也是楚晋二国二十四年来首次面对面的正面交锋，楚军经过灭庸一战，士兵士气高昂，作战经验也非常成熟，并且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实力更为增强，面对五国联军也不退缩。于是在楚军的冲击下，联军一触即溃，并俘虏了晋大夫解扬。
晋军兵败退却，赵盾也没有组织有效的兵力进行反扑，按理说手握五国兵权，即使同楚国硬碰一次也不见得会落于下风，退却的原因还是担心同楚军胶着的同时，秦军会趁机偷袭晋国。
回国后的赵盾经过认真分析，觉得目前晋国的对外军事策略，应由原来的抑制秦国东进转变为压制楚国北上。
自从殽之战后，秦楚二国亲如兄弟，两家还联手灭了庸国，如要压制楚国北上继续称霸中原，必须拉拢秦国。
如何拉拢秦国是摆在赵盾面前最残酷的问题，自从晋文公去世之后，秦晋之间已慢慢的出现了裂痕，不复当年“秦晋之好”的美好时光，殽之战后两国关系更是一落千丈。
古今任何时期，两国关系的结盟或是交恶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当有共同的利益时，他们自然能够联系在一起，戮力同心；当共同利益消失时，任何的关系也不足以让他们团结在一起。
也就是说，两国关系是同利益密切相关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与利益无关的，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尊严，那便是民族感情。
秦晋之间的交恶，便事关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永远不可调和，每年都骚扰晋国几次已经成为了秦人不忘“殽之耻”的爱国教育活动，比现在某国对某本的态度显得更有骨气和犀利。
于是，在感情基础不成熟的情况下，晋国再一次体现出了它外交弱智的一面，而引领晋国走向弱智的人就是赵盾的弟弟——赵穿。
赵穿认为弱国无外交的另一层面的意思是强国的外交是打出来的，于是他向赵盾建议攻打秦国的与国崇国，侵袭崇国，秦国一定会去救崇国，到时就以此向秦国要求讲和，秦国必然会同意（“吾以求成焉”）。
赵穿说完还非常得意。按照一个正常人的理解来说，你打我儿子，我还要求同你讲和吗？这本就是流氓行径，令人费解的是赵盾竟然同意了。
于是，“冬，赵穿侵崇”，但是事与惟愿——“秦弗与成”，秦国宁可放弃崇国也不肯和晋国讲和。这就很尴尬了，抱着与秦国交好的目的来打崇国，秦国竟然不按照剧本走，导致秦晋之间的越发交恶，赵穿自己也觉得打的没有意思，便撤军回国。
赵穿觉得这样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