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鞅，士匄之子，时任晋国中军佐（次卿），是才干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除此之外，也是春秋后期最大的阴谋家。
阴谋家是三观非常不正确的以政治工作谋取个人利益的人，士鞅也一样，从以前的工作经历来看，他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眦睚必报、贪得无厌。
魏氏的魏舒任正卿后，铲除了晋国的祁氏和羊舌氏，但士鞅一点儿好处没捞到，于是对魏舒不满。
就在魏舒执政的第二年，士鞅决定发挥整人特长，钳制魏舒，于是他拉拢荀寅、控制赵鞅，导演一出千古闻名的“铸刑鼎”大戏。
按照现在的法治观念，“铸刑鼎”是一种法制进步的体现，但在当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铸刑鼎”是对周礼的一次巨大挑战、颠覆甚至是践踏。
如果你认为士鞅“铸刑鼎”是为了时代进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秩序，那么你的看法在当时来说就是错误的，因为士鞅“铸刑鼎”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对付魏舒。
“铸刑鼎”四年后（公元前509年），魏舒猝死于宁地（今河南获嘉县西），轮流坐庄的士鞅终于登上执政宝座，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前任执政官魏舒，报复其对范氏家族牟取暴利的所设置的种种障碍。
于是，士鞅按照“刑鼎”上所注的法律为魏舒定罪，但这个罪名不太好找，因为魏舒忠君爱国，平时人缘也挺好，基本没犯事，还自创魏舒方阵，在当时声望很高。
对于士鞅来说这都不是事，人都死了，定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反正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争辩——为周王室筑城墙过程中，魏舒曾经擅离职守。
知法犯法！
铁面无私的士鞅下令撤除安装魏舒尸体的柏木外棺，以大夫之礼下葬——晋国最后一位忠于国家的正卿受到如此不公的审判，大家敢怒不敢言。
又三年后（公元前506年），蔡昭侯受楚令尹囊瓦之辱，求救于晋国，士鞅趁机发起十八路诸侯会盟昭陵，声言为蔡国伸张正义，合军伐楚。
此时，士鞅指使荀寅趁机向蔡昭侯敲诈贿赂，令蔡昭侯失望透顶，伐楚之举就此作罢，昭陵之会不了了之。
天下诸侯目睹晋国的整体性贪腐无能，大失所望，萌生投靠正汲汲谋取中原霸权的齐景公的想法。
正当诸侯们正为顺利摆脱晋国的控制殚精竭虑时，郑国在这方面开了一好头。
在郑献公回国途中，郑国亲晋派、执政大臣游吉猝死，接任他的大夫驷歂因反对士鞅“铸刑鼎”，于两年后（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灭掉许国，作为公开反晋向齐的开门红，随即对晋国的霸主号令置若罔闻，并向周王室发起进攻。
郑国的望风使舵大家都习以为常，但宋国的反目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刚开始，宋国是主张“事晋”的，宋司城乐祁认为，应该趁诸侯反晋的时候事奉晋国，等到将来晋国安稳了，晋国自然会对宋国有诸多照顾。
司城乐祁的这个想法，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既然是一种投机，必然会有风险，尤其是这些年晋国的霸道与政策多样化，让这种风险成本大大提升，能否在晋国的政治漩涡中将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艺术，就要靠敏锐的前瞻性和深远的政治考量。
宋景公考虑再三，决定让司城乐祁亲自去一趟晋国，向晋国示好。
这是一项极富冒险性的工作，因为士鞅上台后想独霸晋国朝纲，干了很多只顾自己利益的事儿，这引起了其他几卿的不满，互相抵触，于是晋国不再像以前那样，政令一体，连诸侯都不知道该和晋国哪家建立外交了，拜错了码头，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很可惜，司城乐祁不具备这种将投机变成一种艺术的能力，因为他是一个极具正义感的人，他没有拜访野心膨胀的正卿士鞅，而是更年富力强的次卿赵鞅。
这次会面很愉快，史载“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楯六十于简子（赵鞅）”，这次会面也成功引起了士鞅的注意，他认为自己的正卿权威受到了赵鞅的挑衅，昔日孝敬自己的乐氏家族有改换门庭之险。
于是，士鞅以执政之身，强谏晋定公，将司城乐祁囚于晋国。
这一囚就是三年。
三年后（公元前502年），赵鞅壮了壮胆，向晋定公和士鞅请命释放司城乐祁。鉴于国际反晋形势进一步恶化，晋定公和士鞅也不得不让步，终于同意放司城乐祁回国。
但这一决定又遭受巨大变故——司城乐祁竟然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就因病而亡。
噩耗传来，各路诸侯一片哗然，这下晋定公也是有理说不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同样慌张的士鞅情急之下又出了一个骚点子——夺乐祁之尸，以作为与宋国讲和的资本。
曾经取霸于天下、用诚于诸侯的晋国，如今手段卑劣竟然沦落到以死人为挟的地步，宋晋二国就此反目，晋国也真正成为“孤家寡人”。
士鞅也因此事备受指责，一年后郁郁而终，而晋国信誉与威严，最终也被士鞅损毁殆尽，带入黄土。
士鞅终于死了，有一个人非常的高兴，这个人就是赵鞅。
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赵武之孙，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但在公元前525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