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厚封，申包胥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并通过蔓成然贪污的事情，来表达自己对名利的淡泊。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很多人觉得申包胥的“逃赏”，是因为不愿因封赏而污浊了“忠、义”二字，其真正缘由，实在于他的心中还有一道坎——郢都涂炭，他难辞其责。
申包胥和伍子胥的私交甚好，虽然这段友情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但却掩盖不了那种锋芒毕露的手足之情。
伍子胥被楚平王追杀的时候，他没有直接逃跑，而是跑到申包胥家中约其一起逃亡，这种做法放到现在来看，有种拉上申包胥一起背锅的嫌疑。
但申包胥不仅没有将他抓捕归案以除后患，还对伍子胥“覆楚”的谋算加以勉励（“勉之”），并相互约好“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将国家沦为赌注，从价值观这一方面来说，申包胥谈不上一个“忠”字，但放在“君臣之义”较为淡泊、盛行复仇之风的那个时代，申包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去实现他的“孝”，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义举”。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对“礼仪崩坏”这个世道没有明确认识而产生的后果，因为接下来的事情，便不是申包胥所能够控制的了——“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
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纷纷游走他国、对楚国复仇的故事，但那个时候的世道秉承“德、仁”，人心向往“忠、义、孝”，所谓的仇恨也是禁锢在“礼乐”体制下的发泄，很少发生令人发指的罪行。
对于吴军的恶行，“亡于山中”的申包胥还是仅存一线希望，派人书信伍子胥，像一个朋友般好言劝诫道：“像您这样报仇有点过份了啊，‘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您曾经是平王的臣子，如今走上侮辱先王的地步了，有点丧天害理啊（‘无天道之极’）。”
言语中表示了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理解，也对其的过激行为表示惋惜，希望伍子胥能够有所收敛，但被仇恨冲昏头脑的伍子胥却仍然一意孤行，对来人说道：“替我谢谢申包胥，我就要倒施逆行，给世人看看我饱受的怨恨！”
仇恨，是最丧心病狂的强心剂，它可以无视世间一切秩序，它像一面放大镜，无限焦灼你内心深处最阴暗的恶。
为朋友守信，申包胥没有泄露伍子胥的行踪和谋算，并助其实现了他的“孝”，却给无辜的楚人带来了最大的“痛”。
此时的申包胥追悔莫及，他决定去践行他的誓言——拯救。
他拯救的是他的好友伍子胥，使其不受“神明”的谴责，是为“义”。
他拯救的更是国家，勇于肩负报效祖国的使命，是为“忠”。
在史书中，他说服秦哀公出兵的理由不是关于国家的濒临灭亡，不是关于楚人蒙受的巨大屈辱，而是阐述关于自己同伍子胥的赌注——“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这才有了后来申包胥的“立於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才有了平日“素沉湎，不恤国事”的秦哀公一反常态的“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才有了响彻寰宇、经久不衰的战歌《无衣》。
申包胥复楚有功，但放走伍子胥的事情迟早会被人重新记起，仅此一点，便有通敌卖国嫌疑。
就算放走伍子胥的事情既往不咎，引秦军入关也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以楚国的国力，吴国是难以吞并的，迟早会像“八国联军”一样，签订一份不平等条约后撤离，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这些条约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应，楚国迟早会撕毁。
秦国可就不一样了，秦军出师有名，如果以有功与楚的名义赖在楚国不走，或者提出楚国交割於地或者上庸等地作为酬谢，让楚昭王答应呢还是拒绝呢？
将问题推给领导，绝不是一个好下属。
但目前正值用人之际，为打消申包胥“飞鸟尽，良弓藏”的顾虑，贤明仁善的楚昭王不顾子西劝说，封赏了当初要杀他的斗怀，目的就在于向楚人彰显自己“大德灭小怨”的用人原则，但申包胥后来还是带着老婆孩子逃进山中隐居。
功成身退，是他唯一的选择。
二十年后，吴王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杀害伍子胥，申包胥虽然“逃赏”，但是没有淡忘和伍子胥的友情，听闻后悲恸不已。
又十年，年逾七十的申包胥自告奋勇，代表楚国出访越国（《国语·吴语》），以“智、仁、勇”三策说服并坚定越王勾践发兵攻打吴国。
不久，吴国灭。
“自古忠义难两全，两者相权取其轻”，申包胥的“忠”，是建立在他对伍子胥的友情之上，是自诩为“节士”的他不得已而为之。
但难能可贵的是，申包胥没有权衡利弊顾忌“忠”与“义”，以但求无愧于心的执着和热情，践行了对朋友的“义”，也履行了他对国家的“忠”，为后世确立了一个忠臣的典范。
在那个“乱臣贼子”迭出的时代，申包胥这样一个执着、忘我、清高的爱国忠臣，正如雨夜的闪电，划亮了厚厚的云层，照亮个那个时代。
接下来封赏的是他的庶兄子西，被任为令尹，掌管楚国军政大权。
在楚昭王逃得影子都不见的时候，在楚人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