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不死心，我不能颠覆从小学三年级就在同学中率先知道孙武其人的优越感，不能否认《孙子兵法》作者就是孙武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
既然《史记》说孙膑是孙武之后，在其之前的很多史料都出现孙膑其人，那么，我们就从孙膑入手，顺藤摸瓜，期待闪烁不定的草蛇灰线。
首先一个问题：孙膑叫什么？
你可能会有疑问，孙膑不就叫孙膑么？
“膑”作何解？
用作名词，“膑”为胫骨、膝盖骨。
用作动词，“膑”为古代一种酷刑——膑刑，即断足之刑。
就算孙膑父亲没有文化，他也不会给儿子取“膑”这样一个不吉利的名字，也排除他父亲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
所以，“膑”不是孙膑的名。
他可能叫孙文、孙武、孙坚、孙策、孙悟空……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司马迁怎么说。
司马迁曾经给友人任安写过一封信，叫做《报任安书》，他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其中有一段话，借古喻己的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中，我们可以读到两层意思：
一是证实了孙膑本名不是“孙膑”，在被庞涓“膑”后，世人根据他的遭遇称其为“孙膑”；
二是“孙子”被“膑”后，“孙膑”发愤开始撰写、或者整理兵书，他的作品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孙膑兵法》。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结尾处太史公还曰了一段话：“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
显然，根据九年义务教育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不假思索的判定，此“孙子”便是指孙膑无疑。
我们能否大胆假设：“孙膑”是否就是我们认为的“孙武”，是同一人呢？
钱穆也说“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他认为“孙膑”即“孙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二人所著《兵法》入手。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以下简称汉简）七千五百条，其中，《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一起显现于世。
考古发掘的资料，使得不少人推翻钱穆之前的论证，认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作品，由此推断孙武和孙膑也是不同的两个人。
但事情没那么武断。
银雀山发掘的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只是考古人员便于区分而人为的分类，竹简上并没有书名，只有篇名。
发掘的汉简除了能够对应传世本《孙子兵法》的十三篇、四篇对应《孙膑兵法》外，其余各篇的“孙子”并不能确定是谁。
具体来说，考古人员根据汉简内容及风格，将《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佚文暂时认定为《孙子书》；将其余《篡卒》、《月战》、《势备》等未能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相合的、属于兵法类的篇目的，暂时认定为《孙膑书》。
由此可见，汉简的出土说明了一件事情——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如同一本书的上下册一样，完全可以视为同一系列作品。
无独有偶，传世本《孙子兵法》尽管有一些语句涉及到吴越战争，但整体反映却的是战国时的军事思想，如言用兵数动辄就是十万；言战事多旷日持久；言战术多为深入敌后的运动战，等等这些皆为战国時战争特征，非春秋時代所有，从这一理论推断，《孙膑兵法》似乎也是《孙子兵法》，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这似乎验证了钱穆的说法——孙武就是孙膑。
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
但事情突然有了重大转机。
在考古人员整理汉简的过程中，有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现了《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后半部分的残简。
虽然残简上的文字极其残缺不全，但有一句话似乎是天意一般的完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
这是孙膑弟子记载孙膑和田忌对话中孙膑的原话，“明之吴越”，结合下文意思，是说“孙氏”运用此种军事理论于吴越；“言之于齐”，是说孙膑以此种军事理论言之于齐威王。
因为孙膑弟子在记录中将孙膑记为“孙子”，只能称另一个“孙子”为“孙氏”，所以毫无疑问，“孙氏之道”也就是指《孙子兵法》之道。
汉简这一重大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孙子兵法》系列确实发端于春秋吴王阖闾时的“孙子”，兴起于战国齐威王时的“孙子”。
说明“孙子”一个是孙武，另一个就是孙膑。
似乎钱穆的说法立不住脚。
但后来又发生一件事，否定了之前所有的推断。
汉简《孙子兵法·用间篇》里面出现了一句话——“燕之兴也，苏秦在齐”。
既然孙武和吴王阖闾、伍子胥搭过伙，那就应该是春秋后期人，而苏秦则是战国中后期的人，孙武居然知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