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海说话的时候，胸腔震动似乎吵到了冬至，他又一次皱起了小脸。
啸海低下头，用脸颊蹭了蹭冬至的小脸蛋，让他平静下来，“其实我更担心李书记借此机会，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行动，把对抗摆到明处，到时候恐怕会有更多人牺牲。”
铭华听他说完，似乎想到了什么，“啸海，你让姐姐回到老家，是不是怕我们也暴露出来？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人？”
虽然铭华有的时候会纠结于儿女私情，但对于她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啸海一向是叹服的。“没错，我怀疑叛徒在更高的一个阶层，否则不会了解的那么清楚和精准。”
铭华听到他这么讲，心中涌起一个不好的猜测，“那接下来的行动会不会更危险？你要怎么做？”
“我想以个人名义参与到这次罢工中去，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做？必要时，我要出面阻止他们！”啸海心中并没有成型的计划，因为他并不得李书记的信任，所以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了解很少。
“不行！这样你很容易暴露出来！”铭华断然否定了他的想法，“江啸海”和“张天颢”就像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除了少数铭华以外，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你好不容易在江海关站稳了脚跟，不能亲身冒险。你应该在更重要的时刻，发挥更大的作用！”
啸海和铭华的争论还没有个结果，第三工作组却先传来了消息。
大昌绸缎厂的日本管理层要求将工人的工资对半发放，并且巧立名目进行克扣，致使很多工人基本温饱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了。因此，罢工活动已经成为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啸海也陷入了两难之中。一方面工人的生存空间一再被挤压，没有激烈手段，根本引起不了重视；另一方面，这次罢工行动几乎可以预见的危险，这样的牺牲也未必能换回好的结果。
可是不管他如何纠结，事情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大昌绸缎厂总厂和九个分厂的4500余名工人在3月初串联举行了集体大罢工，并推选出十名代表组成罢工委员会，提出恢复原有工资，取消扣罚工资，男女工资平等，罢工期内工资照发，不得开除工人等五项要求。
罢工委员会的带头人正是第三工作组组长许伟，也是中央局的一名秘书。他提出要和大昌绸缎厂的老板当面对话。
可是老板根本无法和工人代表进行方面对话，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已经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住了。
罢工持续了十余天，进入三月中旬，劳资双方依然相持不下。近千名工人包围了总厂，再次要求老板和日本管理层与出面谈判。
可是，万万没想到，日本管理层早有准备，唆使上海市政府勾结法租界，由巡捕房派警武队暴力驱逐工人，造成了百余人伤亡。
啸海再也坐不住了。他原本计划是让第二工作组不参与此次活动，可是现在也不能坐视不理了。
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叔父张君明联合其他纱厂，对大昌绸缎厂施压，要求他们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薪资待遇，否则停供原材料。
另一方面，铭华也通过“夫人社交”争取了一大批左派力量的支持，对大昌绸缎厂的工人进行社会性的声援。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和总工会见此情状，准备采取迂回政策，提出了先复工再谈判的方案。
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的罢工委员会在许伟的建议下，拒绝了一切折中办法，坚持要继续罢工。
然而，他们想法还是过于简单了。
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日方的双重压力下，耐心仅仅维持了一个月。四月初，国民党亲自上阵，派出大批军警屠杀罢工工人，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并逮捕了将近200余人，迫使数千名工人重返工厂。
坚持了两个月的罢工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啸海对此次罢工行动的失败和牺牲感到非常自责，然而坏消息却接踵而至。
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齐全在公共租界的马立斯新村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机要员李德钊贤同志和第三工作组组长许伟。而李德贤的爱人周荟莲同志作为中央局交通，也在家被捕。此时她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
啸海得到消息已经是三天之后了，心急如焚，却苦于时局紧迫，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解救他们。
此前一直在苏州支援当地工作的顾枫白此时回到了上海，奔走几日，出手救出了周荟莲。
原来在罢工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时，江海关也不是风平浪静，花边绯闻吸引了上流社会的目光。
此时的赵美雅即将临盆，可是她和齐思明的婚礼却还没有着落。
原来，齐思明之前的岳家本以为是自己的女儿与公婆不睦或行为不端，投井自尽；后来，他们通过上海的亲友知道是女婿齐思明另结新欢，逼得自己女儿走上了绝路，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于是闹到了江海关的稽查队，让齐思明非常难堪。
这件事情越闹越大，甚至连赵美雅的父亲赵裕丰都知道了消息，从青岛赶回了上海。
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女儿身怀六甲，已经显怀，只能认下齐思明这个女婿。只是，这婚礼怕是暂时不能办成了。
最后三家商定，由赵家出钱打发了齐思明的前岳家，签了契约书，之后再无瓜葛；现在只待赵美雅临盆之后，再给他们补办场婚礼。
这件事便成了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