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只见太子的老师石德忙称赞道：“平阳侯说得好，是哪三例，请举出来吧。”
“多谢太傅的称赞，我就列出来，第一例，《春秋经·隐公五年》里写道：九月，考仲子之宫；《公羊传》说：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而《谷梁传》却说：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其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试比较两传，大不相同啊：一，解释考字不同，《公羊传》以为“考宫”是把仲子神主送入庙室而祭祀它；《谷梁传》却认为这是完成以妾为夫人之礼；二，对仲子这人认识不同，《公羊传》认为仲子是鲁惠公妾，《谷梁传》却认为鲁孝公妾，惠公庶母，同时也是生母；三，《公羊传》认为考仲子之宫是完成隐公让位桓公的夙愿，无可非议；《谷梁传》却认为隐公为孙，违背於孙止的礼而祭祀庶祖母，应该被谴责；同一子夏所传，而矛盾如此，岂非咄咄怪事？”
太子听完也点点头说：“平阳侯举这一例不无道理，其中就有矛盾，继续讲下去吧。”
“是，太子殿下，第二例，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和楚成王战于泓，因为宋襄公不想在敌人半渡时以及立足未稳时发动攻击，两次失掉进攻得胜机会，讲究仁义，结果吃了大败仗；《公羊传》极度夸奖宋襄公，说什么‘虽文王（周文王）之战不过此也’，《谷梁传》却提出作战原则：‘倍则攻（我军倍于敌人，便发动进攻），敌则战，少则守’，认为宋襄公违背这原则，简直不配做个人，责骂得何等慷慨，对同一人的同一行为，评价完全相反，《公羊》是捧上天，《谷梁》却贬入地，岂能出于同一师传？”
“好，说得好。”
此时台下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都在为曹宗鼓掌叫好。
曹宗继续讲下去：“第三例，《春秋经·宣公十五年》云：冬，蝝（食谷物虫）生；《公羊传》云：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者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宣于此焉变矣；所谓“上变古易常”，何休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公羊传》作者认为，由于鲁国初次实行按田亩收赋税制度，上天于是降蝝为灾，鲁国实该受罚；幸而这种天罚还不大；但《谷梁传》却说：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这是对《公羊传》的批判和驳斥；一个说，蝝生由于实行“初税亩”，一个说，蝝生不是由于实行“初税亩”，假如这截然相反的两说都出子夏，子夏是孔门弟子，后期大儒，这便是他自己打自己一掌响亮的耳光吧，子夏不会做出这等事吧，总之，无lùn_gōng羊高或者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