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会怎样做我不知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一生都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去做的。

‘人行山路,花在暗处’,这是投机界的箴言。后来听了康子的话,我才相信的确是这样。”

“康子的话——是什么话呢?”

“康子说,当时东条宪司醉得相当厉害。大概是不借点酒气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已的妻子和别人胡搞的现场,他就是借着酒劲来的。康子问了声‘你是怎么啦?’,他狠狠地骂了她一顿。‘你们搞的鬼名堂,我都知道。今天他有事来不了,你一定约了他明天再来的。今天算他村田走运。’他不仅说了这样的话,而且还说了些难以入耳的骂人的话。”

“他说了些什么难以入耳的话呢?”

“这个现在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当然这又是在行使沉默权。但是,他为什么又一次重复“现在”这个词呢,真使我非常纳闷。

若是警察在私下调查,这样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是在法庭上,现在不说,哪儿还有说明自己心境的机会呢?

当然,以后还有上诉的机会,但是第二审、第三审的审判,与第一审相比要简单得多。到最高法院,只通过对案卷的审查就可以“上诉理由不成立”驳回上诉。

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呢?我当时对被告的心理和隐藏在后面的百谷律师的战术是不理解的。

这次裁判的紧凑劲儿,是很少有的。

坐满旁听人的法庭又肃静下来,连咳嗽一声的人都没有。检察官和被告的可说是白热化的对阵,在我的十年法庭生活中,也是很少见到的场面。

“后来被告怎么样了?”

“听了康子的话,我自己对东条也非常憎恨起来,想到杀了这样愚蠢的家伙的康子是犯了罪,真把我气坏了。”

“康子说是用什么方法杀死她丈夫的呢?”

“她说她在盛怒之下,失去了理智,顺手抄起了一个青铜花瓶,狠狠地打向东条的后头部。我在这方面不是内行,但后头部确实确有被打的伤痕。”

“被告没劝康子去自首吗?”

“劝是劝了,但康子说:‘去自首,还不如一死了事呢!’我在部队的时候,也有过坐禁闭的经验。在西伯利亚收容所的生活,对我来说苦得就象地狱一样——不知别人对我当时的态度是怎么看的。当然,日本的监狱不能和那里相比,可是我当时的心情是,只要别让我所爱的女人摊上这样的遭遇,叫我干什么都行。”

“康子没有过自杀的表示吗?”

“‘先杀了我,你也……’她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对我来说,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杀死她呀!”

“假如被告和这次杀人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被告不是可以马上离开那里吗?至于康子以后的事,听天由命好了。”

“道理可以这样说,可是我爱康子爱得要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把她扔下不管一走了事,无论如何我是做不出来的。”

“那么,尸体遗弃是谁提出来的呢?”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了自用车的事,就问她为什么在电话里特意叫我开着‘自用车’来,这时康子叹了口气,只说了句‘没什么,是我当时忽然想到的’。但是,当我进一步追问下去以后,才领悟到康子心里隐藏着一种进行尸体遗弃的念头。”

“被告没有阻止这种意图,而且同意她的想法,并且自己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是吗?”

“不说细节的活,是这样的。”

“本检察官当然不相信被告的陈述,但是,退一百步说假定你的话是真实的,当时你没考虑到你自己后来的行为将构成犯罪吗?”

“我当然知道,这将构成尸体遗弃的事实。”

“这个问题,当然耍由法院来认定,不是本检察官所能断定的。但是,只根据这种行为就可能断为杀人事后伙犯,这一点被告当时知道吗?”

“后来听律师说过。关于事后伙犯问题,要随对法律的解释而定。当我听到对于有的人也可能做出这样判决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

“这是在被告被捕以后的事吗?”

“是的……”

“你当时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

“总之,被告决定进行尸体遗弃,就把东条宪司的尸体塞进了自用车中。当时康子说什么来着?”

“她大概是耽心万一被人发现,大声对我说:‘你醉得好厉害,可要注意呀!’随后又把嘴凄近我的耳朵说;‘万一你出了事,我也不活了。’”

“后来,被告就自己把车开到了目黑,对吧?你当时没有考虑别的地方吗?”

“因为事情万分紧急,也就没有考虑把尸体扔到什么地方合适。只是因为我在那附近住过—段时间,地理比较热悉,我想从那里扔下点东西去,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处理尸体有各种办法,例如拴上石头沉入河底,或者找个地方挖个坑把尸体掩埋起来,实际上有不少办法可想,你脑子里没有闪过别的手段吗?”

“完全没有去想。”

“关于地点、方法,大体上你都对康子说过吧?”

“是的,都对她说过。”

“汽车开了多长时间?”

“一点钟前后出发,因为是深夜,车辆稀少,没用上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场。”

“被告当时的心境怎样?”

“用语言难以表达。”

“被告在桥头停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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