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离不开书的人。来新疆时顺手就把那本《新疆游记》装在蛇皮袋里了，这本书应该可以陪伴我度过这段难捱的时光吧？
谢晓钟初到新疆哈密，是这样描述的:“发星星峡......自安西至哈密，各站店主，皆曾为营勇之人，而籍湘、蜀尤多......沿途沟渠二三，水流悠悠，杂树茂密，纵横有致，道路平坦，风景绝佳，无异仙乡。”我对“仙乡”还没有感觉，一声“日你先人”的川骂把我惊醒，谢老板那张油光光的怒不可遏大脸已逼近了我的眼睛。我揉了揉朦胧的双眼，刺目的阳光正从杨树的枝条间射过来，我感觉自己二十四小时都处于一种瞌睡的状态，机械的洗碗，拖地，捡菜，搬运东西，有一点空闲不争气的眼睛就要打架。
来这家餐馆已经打工20天了，这20天算是人生第一堂社会实践课。这仅有六人组成的阶级也算是个小社会，我和梁和景毫无疑义地成了这个社会的最底层。谢老板除了麻将桌上用脑外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绞尽脑汁的发挥我们的剩余价值，干完餐馆的活计外，他还慷慨地将我俩外派到牛肉面馆、丸子汤馆干一些鸡零狗碎的活，从一个对我们充满同情的甘肃小伙子那里我偷偷得知，这个狗日的哈怂谢老板麻将桌上赌输了，就将我们的劳动力当做赌债还了，一天零工一人算做四元，这样算来，我们被这货算是坑到老家了。好在丸子汤馆的老板人不错，干完活总是给我们捞一大碗卖不掉的丸子汤，让我们心里多少有点平衡。
还没到架炉子的季节，夜里凉，难得晚上客人也不多。我和梁和景大眼瞪小眼干坐了一小时。饭厅倒是有一个电视机，还是黑白的，每晚我们收了工，电视台的节目早已经结束，只有一片雪花，或是莫名的图标。吧台还有一部电话，据说可以打长途，我早就想抽机会给村里的小卖部打一个，让三大爷给家里捎句话，爹娘不知怎样烧心挠肺地等我的消息呢。可是电话机的按键被一个特制的木匣子锁住了，只能接听不能打，我研究了几晚上，都没想到办法。
目前紧迫的任务，一是尽快找到二叔；二是给家里报个平安。在偌大的哈密打听二叔实在不容易，对了，二叔叫段得才，大我二十岁，今年虚岁就四十了。我本想给家里拍个电报或打个长途电话，可是千难万难抽空去了一次邮局，看到排长队的人流就打消了我的念想。
我把那本书从蛇皮袋里掏出来，继续无聊地阅读。“堂前建藏经阁，顶如覆釜，上层辟四门，每朝黎明，回王令阿浑立其中，引吭高呼，全城回民，闻声起诵经典，无或后者......城外西北隅，有镇番、得胜二街，商贾皆集与此。”我总算明白清晨那悠长而又绵长响彻空中的呼号了，原来是这样。
夜里一点了，我又冻又饿又累，蜷缩在包间的椅子上实在难以入睡。通往厨房的门被一把大锁紧紧锁住，里面的腊肉、卤牛肉应有尽有，这道门压制了我所有对食物的yù_wàng。因为客人少，我和梁和景这两个底层人民的伙食被无情的压缩了，谢老板这几天手气好，满面红光，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也就没有抵作赌债的机会，所以免费的丸子汤也没地方喝了，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我把梁和景叫起来，说出了自己打算，明天就找谢老板结工钱，先离开这里再说。梁和景看来把这个问题也想了多遍，非常肯定地建议：一个月工钱不能少了120元，这是行情价。我认为谢老板这几天手气好，伙食又差，应该要150元，这样才公平。讨论到半宿，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就要150元，如果不同意130元也就罢了。
第二天我们俩干活格外卖力，招呼客人格外殷勤，看得出捧着盖碗茶有滋有味品茶的谢老板非常满意，油光光的大脸快要溢出脂肪了。我趁机期期艾艾提出了支取工钱的要求。谢老板瞬间变了脸，把茶碗重重往桌上一顿，厉声呵斥道，都说养不熟的狗！今天看见了！当初收留你们也是我把眼瞎了！没有我，你们这两个尕怂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给，一人二十块钱，赶快滚！
老板娘闻声慌里慌张从里间厨房钻出来，她一边将谢老板往外推，一边安抚几个正在吃饭的不明所以的客人。我和梁和景都傻了，不知道该如何办。老板娘气喘吁吁地回来，大声对我俩嚷嚷，别愣了，快把门口几个白菜搬进来！
关了店门，我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不吭气。梁和景拍了拍我，我抬起头，看见这小子喜滋滋的，搞得我莫名其妙。梁和景神神秘秘地给我递过来一张蓝颜色的一张薄纸。我接过来一看气坏了，就是一张简单的电信业务宣传单，满大街都是，这小子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梁和景胸有成竹地对我说，段哥，你仔细看看。我拿起这张纸用高中生的眼光仔细读了一遍，
无非是鼓励用户拨打热线电话，可以点歌，听故事，回答问题，答对有奖，热线168******，0.3元/分钟。这和我们有毛关系？梁和景不紧不慢地说，就是要治治谢老板这龟孙。我说，咋治？梁和景来劲了：今天我学了一招，是丸子汤馆那个伙计教我的，任凭他电话锁得再严实也有办法用。我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他继续口沫横飞：那伙计哥哥在部队当通讯员，教过他，只要用手拍电话的插簧，拍几下算几，零是十下，就管打电话。我急不可耐地跑到吧台，一把把那个电话匣子扯过来，拿起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