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说春耕，新港目前直辖地内开发好的耕地数量共约8万顷地，大约为台湾耕地总数的十一分之一，按照现代标准，一公顷耕地等于15亩地，也等于100公亩，但这是现代亩制。
有明一朝，亩制相当混乱，究其缘由，这坏习惯还是从元朝延续下来的！
元朝统一天下后，在赋税方面赋税第一个是南北异制，元朝对各族、各地百姓实行分而治之的田赋税收制度。
对蒙古族税收最轻，对汉族及其他民族赋税最重。汉人负担重于女真人，女真人负担重于蒙古人。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南北各异。
除了明面上的重税外，元朝另有一项制度，被称之为包税制。
如江浙行省下的杭州府，年上税额大概是十万两白银，但政府因为行政效率或者其他原因，不一定能收齐这么多税，甚至在灾年荒年还要倒贴钱。而善于理财的色目人大臣给朝廷出了一个主意：“可以把杭州府的税收外包给中间商，先让中间商掏钱给我们，而后他自己去收老百姓的钱。”
这个政策一出台便受到了各地地主豪强们的响应。他们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买下这个地区的收税权。
假如说杭州这个地方，元朝政府自己派税务官收税，只能收到十万两白银。但拍卖出去的课税价格，可能会是这个数额的几倍。因为总有艺高人胆大的汉族地主，豪强大户，乐观的相信自己能从这个地方榨出更多的油水。
元朝鼎盛时期通过包税制，的的确确可以在短时间内，带给朝廷极为充裕的现金流，但包税制付出的代价也是显然易见的，豪强大户不是来做慈善的，他们之所以肯花三四十万两承包下一个正常岁入只有十万两的地区，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收上来五十万两的税。
至于钱是怎么被收上来，这就得问问朱元璋被饿死的爹娘和大哥二哥...
如此时局之下，亩制非常混乱，用大小亩制的差异性压榨起小民来非常方便，所以洪武年间天下初定，明廷即令全国清丈土地，并统一亩制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还好，天下亩制清晰，南北有序，兼并土地和藏匿田亩户口之事还未有多少，主要人老朱家手里可是握着枪杆子打上来的，才不会听笔杆子忽悠，更兼备锦衣卫，皇帝耳目齐全，不好蒙蔽，但直至土木堡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武勋们死伤惨重，五军都督府全军覆没，自此，朱元璋和朱棣时期非常重视的文武制衡被打破，武将的任命和升迁，军队的作战和指挥都由兵部的文官指挥。
随着武将集团的退出，文官一旦掌权，之前被死死压制的太监又被重新被拽回了历史舞台，逐渐与文官分庭抗礼，其中的权利争斗不断，一直到明末崇祯自断臂膀，自挖双目，最终以文官阶级获胜，有明一朝，宦官与文官的斗争才渐渐画上句号。（和汉末的情况有不少共同点）
明初定下的亩制和现代相差不远，同样是一顷地划分为15大亩，15大亩也等于100小亩，但人心的贪欲如何能控制，在此期间，南北亩制越发崩坏，乱象频出。
如何毁掉一颗百年的参天大树？或许会有人说朝她的树干上泼硫酸就行，但实际上，她自己会慢慢烂掉的，虽然外表看起来没有病，但内里已经被蛀空了。
虽说明面上是有相应的亩制规定，但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乡可不是玩笑之语，地方官和豪强大户对付不识字的农户更是手段多多。
明中后期，大亩、中亩、小亩等等层出不穷，渐渐又开始了新的轮回，关键各个地方每亩的大小不同，浙亩、浙尺和北方的亩、尺便存在不少差异。如此一来，大大方便了它们兼并土地时疯狂压榨，直至榨干最后一滴血才罢休！
万历年间，仅仅徐阶一家在松江老家便有6万亩土地，这还只是松江，其余地方的土地更不知道有多少，其实谁都不干净，上下早已心知肚明，关键还是海瑞这个头铁的不怕死硬查才查出来，不然谁敢动徐阶这个政坛大佬。
我们都知道，当你发现一只蟑螂时，其实已经身处蟑螂窝，所以藏在暗处的家伙更是不知凡几。
直到张居正掌权，看清天下弊病后，在朝廷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一年，清丈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完成，在清丈过程中，首先统一了亩制，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但在张居正死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之后上下各阶层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人心的贪欲，那股力量，无人能阻，历史的车轮继续转动，车轮之下碾碎一切。
...
春雷一声震天响，清风数拂天下春。
自此元老院控制下的西海岸彻底忙碌起来！
农业部内部会议，除了徐刚这个早年从农学院毕业，之后半辈子却去搞养殖业的部长外，其余的部员大多是由会种地的穿越者临时组成，新港的农业发展任重道远。
“红薯喜温怕冷，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2-30，温度低于15时停止生长，以台湾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我们还得加把劲先指导新港周边的丘陵地带大量种植红薯。”
“这东西真要大规模种植？到时候谁吃这玩意，我以前可是吃够了，现在看到这玩意是真吃不下。”
“老洪这话不假，我们老家那边靠海，九十年代这红薯这东西就是主粮，一天三顿，顿顿都是煮红薯、红薯饼什么的，米粒难得见一次，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