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储备了大量粮食的产粮大户，地主官商们，也会出粮，使得粮食价格更低”。
“农民们出粮，是因为他们粮食保存手段有限，不如换钱实惠，而地主大户出粮，是因为粮食价格暴跌，讨实惠。”
“这个时候在原来赋税下凭勤劳累积出财富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冲击，粮食大减价，使得这些用劳动和汗水换得粮食的农民，他们手里的粮食不值钱了，以前能卖五钱的粮食，现在只能卖一钱。”
“穷的百姓以前可以卖粮食看病，祭祖丧葬，现在只能卖田和卖儿女，因为粮食的价格大跌，其他物价却没有跌，他只会更穷。”
“随着大地主出粮，粮价会进一步下跌，这导致农民根本种不起田了，粮食价格已经跌到，干任何事赚的钱，都比在田里干活种粮得到得多，农民们会因此大量的卖田。”
“田地被卖出后，全都集中到了士绅阶层，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手去种植，而此时农民因为卖田手里有了一笔钱，就会刺激市场，使得平时没有多少人买的，工具，油盐，布匹等经济作物大量出售，价值暴涨。”
“这个时候大户，地主，富商，官申，开始趋利，转而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
“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一旦遭遇灾患，必然饥荒，而一旦饥荒，失去田地的农民就没有任何抗击能力，拥有余粮的大户，地主，富商，官僚，不会轻易受到影响。”
“他们手里拥有大量的田地资产，此时的他们正需要人手，而现在的人只值一口饭钱，兼并了土地之后就是兼并人口。”
“从盲目减赋，不控制粮价开始，朝廷就彻底失去了‘以农为本’的国家根基，整个大曌，从田地，到农民在也不受朝廷控制。”
李健城一口长述完毕，从朝廷减赋开始到农民进一步失去田地的观点，是神景以前完全没有注意到的，而李健城接下来，就复述了朝廷从整体出发的另一个方面。
“以税治农，控制的是农民的稳定，而失去稳定，同时也就失去了对士商阶层第二，第三环发展的全面控制。”
第二轮的国力发展‘以农养商’字面意思虽然是这样，但实际上商业行为是天然的，农业增长了人口，人口自发的发展了商业。
商业活动是百姓的自发性活动，它是无形的，一种交易行为活动。而朝廷实际上只是以阶级、法律，让这层聚集在商人身上无形力量，变成了可以被第三环士人收割的效果，从而把握住了这股力量。”
“氏族大户，地主，官僚，上受朝廷之恩，下有富商依附，钱粮充足，统合称为士族阶层，他们享有权利不纳税，不交粮，他们拥有天然的能力去收割商农。”
“人口兼并的残酷更胜土地，它的本质就是该给什么人吃饭，也就是该让什么人活下来。得利者只需要可以帮他们创造财富的青壮，能给一口饭，绝不多给一滴粮，其他人自然沦为流民。”
（流民并不完全是指流浪汉，实际上在古代，打工族就是流民，凡是没有田地的，就保不住自己的口粮，随时都可能因为断粮而出现流动，和为了打工赚钱流动是一样的。）
“大量农民变成流民，朝廷人口流失，土地流失，自然无民耕种，以农为本的国家赋税随之低下崩溃，更加无力救灾。”
“而此时士农工商，皆以尝到减赋的甜头，减赋能降低农民的压力，刺激商业，而士族们也能感觉到没有什么钱比掠夺他人财产来得快，必然会要求、促使朝廷进一步减赋”。
“然而，该享受政策的人早就已经没有了田，接连的削减农税，致使粮价更低，本来可以撑住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支撑不住，加入卖田卖人的行业，致使士人阶层兼并达到白热化，而一系列的连锁灾难也就发生了。”
李健城此刻完全讲述的是整个大曌的国情，这是他和灰烬意志一起分析了一晚上的最终版本。
“正如朝廷受灾三十年，最初的前五年，完全局限在大曌以北，朝廷最初治理方法是以南粮北调，方案实施后灾情在朝廷记载中，是被明显控制住了，而后朝廷也是为补偿调粮政策，对南北方向都消减了赋税。”
“就是这个举动开始，灾荒忽然就蔓延至西南，此后甚至越过数省，在南方深处腹县出现，到了现在神景十年到二十一年间，几乎全国各地方不连续的间断爆发，甚至出了隔壁县颗粒无收，连县却年年丰收的情况，这必然是人祸，而非是天灾。”
“从朝廷失去对粮食价格的控制，第二、第三环，也就是士商，兼并的收割事态就完全停不下来了，粮价低的地方是农民在卖粮，粮价高的地方，是大地主，士绅官僚在卖粮，高买低卖，无论吃得饱的农民，还是吃不饱的农民，都会失去自己的田地，房屋乃至他们自己。”
“这就是士商阶层全面失控的真实写照，士绅官僚们，会嗷嗷叫着要求朝廷继续消减赋税救民，因为减税就会推动农民消费，也确实短暂的救命了，但更多的是士商工三层阶级大繁荣。”
“这种繁荣的背后，是朝廷减赋出钱养活农民，农民在被大地主吞并，致使国家渐弱，农亦弱；藏富于民，实乃藏富于士。”
“在此过程里，官僚氏族，乃至整个士人阶层都沉寂在巨大的利益中无法自拔，甚至完全的影响了朝廷，因为士人是朝廷官员的组成，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变化，会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