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星星，盼月亮，当一身布衣的陈布雷终于出现在张汉卿的面前时，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他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
静悄悄地来，低调行事的风格几乎把陈布雷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简朴的生活习惯，视金钱如粪土的文人清高心态（或者说是通达的态度），不为自己或亲友谋福利的人生观使得他在蒋介石那里也得到最倚重的几乎是无条件的信任，后者是众所周知的权谋家。
他也有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所根深蒂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操，正如他在正史上为蒋家王朝陪葬一样。撇开政治上对与错不论，他把旧式文人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这也是让张汉卿很欣赏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张汉卿完全是敞开胸怀地迎接他，他命令打开大帅府的大门，亲自迎出门去。
陈布雷布衣布鞋，背上搭个布包，和东北外出赶集的老百姓们并无二致。若非他脸上的刚毅和名声在外（已经深深刻在张汉卿的心底），很难想象，这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布雷先生。
张汉卿像遇到老朋友一样欢呼说：“布雷先生！我终于等到你来了----先生是一个人来的？”
陈布雷尽管愕然，却不失幽默地说：“少帅有命，敢不从耳。不过布雷心里惴惴，毕竟‘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负’，时间一久，只怕要让少帅失望了。所以布雷留个心眼，还是把家眷留在上海，将来若被少帅赶回，在上海还能有个落脚之处。”
张汉卿大笑，挽了他的手说：“我倒是觉得先生的话要反着听，先生是想先过来看看，若是我这个少帅名不符实，先生一个人离奉还简单些，是不是？”
两人一见如故。
肆后张汉卿和他略谈了谈人民党相关的组织框架和要研究的课题，并诚恳地希望陈布雷能够在熟悉相关理论----其实也就他所知道和记忆中的一些被后人摸索出来的现代政治课本里所谓常识性的东西后，能够夯实这个基础。当然，给陈布雷的头衔也是很大的：人民党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人民党报》社总编辑。
惊讶于少帅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程度，以及他所创立的人民党对于中国脉搏的把握程度之深，陈布雷越谈越觉得这位年轻的少帅深不可测。原本自负的他，开始有些担心自己能不能够胜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他此前毕竟是党外人士，对于党务这块还不熟练，当然《人民党报》社总编辑的职务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不过初次见面，张汉卿就给他这么一个大礼，还是把他雷倒了。
让陈布雷雷倒的不单单是这两个职务，张汉卿还允诺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将在换届后给他一个中|央委员的头衔。由于是建党伊始，基本上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取自于上，张汉卿也没准备在这个时候实施党内皿煮，权力先从集中开始。
这是恩自于上的殊荣，后来陈布雷知道在党内只有张作相、孙烈臣、王永江三位奉系元老才是张汉卿亲自做的入党介绍人，更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境。他开始努力地融入少帅的班底里并以超高的人品和敬业的态度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是后话。
当张汉卿隆重地把陈布雷介绍给他的属下们后，难免引起一阵骚动。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在政治上不见有什么建树，在名声上也不显赫，且手无缚鸡之力，却被少帅委以如此重要的官职，这不能不让人吃惊。好在之前张汉卿跟他们提过他们的短板，知道文字工作是他们的弱项，又没有动到自己的蛋糕，所以对陈布雷的到来也没多大抵触，只是觉得将信将疑----他值得少帅这么礼贤下士？
倒是张作霖很是豁达，不但抽空亲自会见了陈布雷，还对张汉卿所委以的重任持支持态度。
那时候的军阀，大都以扩充军队、扩大地盘为己任，至于延揽人才，也多是以武将为重点，毕竟打天下还是要靠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军。但是在奉系内部，渐渐地形成文武并重的局面，少帅如此，老帅也亦然。
因为深知治天下不能靠武人的张作霖，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已经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军事上，张作相、孙烈臣、张汉卿、吴俊升四驾马车各有千秋，形成拱卫之势；在政治上，军政分离使得文官的作用基本上全掌握在一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削弱武将割据的土壤，达到张汉卿所推崇的“以文治武”的境界。
后世美国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力量，但美国民选的总统和国防部长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这庞然大物，其制度有非常可取之处。这个制度，在后世所谓的“皿煮”国家多有参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国家的稳定，这个制度被称之为“任务式命令法”。
所谓“任务式命令法”，其核心思想便是界定文武官员的权限。文官决定“打不打仗、为什么打仗？”而武官则在战术层面指导“如何打仗”。无论如何，发动战争的权力不能由军人来决定，这是军人血性的思维决定的，历史已经证明它的弊端。
像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却是屡屡由一小拨下级军官“自发”地“下克上”酿成无可挽回之局，虽然不能因此抹去那位天皇和当时日本政|府的责任，但出现这个么怪胎，可是当时谁都想不到的。
而后世一些国家屡屡发动政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军方的权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