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的一席话，不久后就报到北京总统府袁世凯的案头。不是他的话有多动听，而是暗合了袁大总统的心事----在此动乱年代，像张作霖这样统兵的将领、封疆大吏能将儿子教育得这样“忠心耿耿”的真不多见了。
“克定，你怎么看？”他问侍从在身边的长子。
“父亲，这个张学良别看小小年纪，却很有见地！解决目前中国政局最好的出路莫过于集中人心、军政权力成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连一个十六岁的娃娃都看出来的道理，我想父亲应该已经确定想法了罢？儿子在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就对我说过：‘中国现在搞的皿煮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他让我回国之后一定转告父亲您，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想必德皇的信，您一定很认真地读过吧？”
说话的是袁大总统的长子袁克定。
如果说袁世凯身边对于鼓吹帝制最热心者，莫过于他了。因为脚疾的缘故，他曾到德国就医，受到德国殷勤的招待。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是没有皇帝哪来的太子？作为一直跟随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对乃父的心思是一清二楚：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有雄心壮志却又患得患失。他不明白，天下都已经握于掌中，父亲还怕什么呢？
提到民国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袁世凯，此时正为各方所膜拜。正是他一手造就北洋系，靠实力逼迫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并用盟约挤兑孙逸仙以换取大总统之职。
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高峰。而后为免于受制于人，施诡计令手下兵士哗变，以此要挟并达到拒不南下南京就职之目的。他的这个明眼人都能看穿的目的，竟然很简单就达到了。
也因此，他看透了国民党色厉内荏的本质。他虽然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对于国民党，他是抱着嘲笑的态度的。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他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大一统思维，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土壤。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
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
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逸仙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qín_shòu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所以即使在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搞“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他，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对一个政治人物也许不应该完全从手段来评价。不论如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行政统一。
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