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和亨利·普泽尔满脸黑气，自然要竭力证明应该是“没有被窃听”。
但这玩意实在是存在了太多的自由心证，他们又不能当庭指责阿诺德法官年老耳背或者老年痴呆？？
听证和庭辩程序就此结束，接下来又是休庭。
目的是等待法官裁决-谢尔顿是不是需要出庭作证。
法官要在做出裁决时同时附上颇为复杂的裁决书，以说明裁决的理由和适用法条。
事实上，在blm大楼爆炸案的审判过程中，检方一直把谢尔顿第一起杰作“俄国驻米国文化办事处爆炸案”作为额外的威慑，用来恐吓谢尔顿，如果不与检方合作的话，这个案子中他会被判的更重。
爱德华他们也没闲着，乘着这个机会去了趟纽约联邦南区地方法院，要求撤销对对谢尔顿的公诉，理由也很简单，毒树之果原则的具体运用：证据来自那次非法的对谢尔顿的别克车的搜查。
通过非法手段取的的证据是要被排除的。
而这个证据导致之后一系列的司法程序，显然也被认为瑕疵大大的。
其实一开始爱德华他们就这么做了，但法官并不配合，直到blm大楼爆炸案庭审中卡马西平对桑托的当庭质证被广为报道之后，南区地方法院才明白，这次好像惹了不该惹的人。
所以这回爱德华他们一申请对方就非常配合。
而且南区地方法院的这个案子，所罗门也没花太多心思在上面，他也知道那次搜车是非法的，所以把两个案子分开，分别在不同的法院进行起诉，重点还是在“blm大楼爆炸案”上。
这算盘也挺明白，blm案子的成功概率大的多，只要这个判了，那么驻米文化办公室的案子就是无所谓，判了是锦上添花；不判也无碍大局。
何况南区地方法院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罗伊德·麦克马洪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
他麾下有个叫做鲁迪·朱利安尼的法官助理，是共和党司法系统着力培养的新星，所罗门作为民主党律政之星，也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多花时间和精力。
鲁迪·朱利安尼也不是泛泛之辈，虽然年轻，但思维缜密，有着超乎其年龄的深厚法学素养，在得知blm大楼爆炸案的审理进程后，非常果断的决定撤销上诉，不予受理。
大家非常开心，这意味着谢尔顿和另外两个废柴基本就算太平了。
具体的逻辑如下：
谢尔顿的电话实际上早就被窃听了，从窃听来的消息中，他们知道谢尔顿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因为这个窃听本质上是不合法的（未经法官批准，而是由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签署），所以莫说是作为呈堂证供，甚至都不能公开，这也是为啥fbi方面把窃听的磁带都抹掉，而仅仅留下一份书面摘录的原因。
实际上在之前的法庭辩论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反复相互殴打。
窃听必须由法官授权是毋庸置疑的，但fbi随即认为如果涉及到国际组织，会影响国家安全，必要时可以申请豁免。
由于胡佛的只手遮天，这个提案竟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就在去年官司打到联邦高院，九个老家伙虽然竭力反对，但也奈何不了胡佛阁下。
只能同意，但却留下一个口子来：可以由司法部的属下的无党派色彩的法官来签署，这实际上是个很有心机的策略，名义上是为了防止有人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党同伐异。
但在米国，尤其是政府系统中，无党派人士真是少之又少，一来两党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触角早就遍布全国；其次，党派就是靠山，没靠山的人想往上混？开什么玩笑啊！
这样结果就是，虽然fbi能绕开地方法院法官，但却卡在司法部内部流程上。信得过的法官都是自己党派的-没法签字；无党派法官倒是可以签字-但窃听这也是机密事情，不敢让不熟悉的人插手。
而司法部长是总统麾下的内阁成员，党的不能再党了。
爱德华他们通过这份判例，彻底堵死了“窃听合法”这个检方的进攻重点。
迫使他们只能绕路而行。
但这个窃听是指明了办案方向，桑托他们只要从这个方向上走下去，拿到实际证据，就能锁死谢尔顿的犯罪行为。
而窃听行为就完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除了在fbi的内部档案里。
之后桑托根据录音搜查了谢尔顿的车找到了爆炸物，一方面是钉死谢尔顿，另一方面也是抹掉了窃听行为的存在。
桑托在这个时候威胁谢尔顿当他线人，否则就要以俄国驻米文化办事处爆炸案主犯来起诉他。
谢尔顿被迫答应。
注意，这时候的桑托，实际上是涉嫌栽赃了，因为根据毒树之果原则，任何非法的证据都不能用来定罪。
所以第一次和桑托谈话时的谢尔顿，从法律上说就是无辜的，因为没有任何合法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有犯罪嫌疑，注意还仅仅是嫌疑。
但桑托却恐吓谢尔顿，如果不“合作”，可能会被判死刑。
之后blm大楼的爆炸案中，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是从谢尔顿的供述中得来的。
这等于是个毒树之果的平方，从法律以上来说，从桑托和谢尔顿第一次谈话后开始，谢尔顿的所有供词都是不合法的。
这点控辩双方其实都非常明白。这也是所罗门为什么把文化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