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样的退役制度不仅仅只向昭人开放。
魏人，以及日后的各国人，只要参军，也都可以享有。
但是要有区别对待。
这是一个人人不平等的时代，区别对待不但不会引起人们不满，反而有利于国家军队的团结。
首先，要将由昭人构成的主力昭军与其余各国征募而来的士卒区分开。
例如主力军队必须都只能由昭人组成，而各国募兵可以参与的，只有郡兵。而在兵种上，也只能是矛兵等基本兵种。
昭人参军的，成为昭军；各国人参军的，只能获得辅军资格，其薪金和退休金对比昭军都会有缩减。
但如果能够达到公乘的爵位，各国兵员就可以自动获得与昭军相同的地位，能够申请加入主力军队，退休金也会达到昭军相同的标准。
另外，如果能够作为辅军为昭国服役满25年，其后代如果参军，也能够直接获得与昭军相同的地位。
是的，在服役期限上，辅军的服役期也被延长了5年，必须要在为昭国兢兢业业服务25年后，才能获得与普通昭人一出生就相等的地位。
自然而然的，昭人与列国人的身份之间，也就有了高下之分。
对于普通人之间的权利差别，扶苏也有完整的建议。
除了前面提过的，所能参军的部队有所不同外，
其实扶苏只是将这种区别用制度正式表达出来而已，即便他不建议，作为战胜国民的昭人天然就会比战败国人高上一等。
这种区别是必然会有的，即使在人文革命将人人平等这个概念散播开以后，战胜国之人也会将被占领地区的人民视为低等人，甚至百般凌虐。
不平等阶级的存在是无法抹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让这个阶级壁垒软化。
蒙古人将阶级的差距拉得无限开，完全拒绝同化以及阶级之间的流动，因此统治期极短。
想要让占人口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服从，除了强力的震慑以外，给他们以能够看得到的、能够实现的向上爬的希望，同样十分重要。
而参军，以为昭国服务25年来换取平等的权利，其实是非常简单且宽容的。与其他任何社会中，底层人民想要实现阶级流动而付出的相比，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仁慈。
将既得权（出生就能自然得到的权利）转为获得权（需要努力才能得到的权利），非但不会令人感到不满，反而会因为有了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可行道路而感到满足。
此外，也可以加强昭人，以及通过努力获得昭人同等权利的列国人和他们的后代，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
人数占少量的统治阶级要想顺利统治，金字塔形的政治架构是非常必要且稳固的。因此，必须要将被统治阶级中原有的统治层利用起来，形成中层统治层——或者称之为间接统治。
中外历史都告诉我们，这些原本的统治阶层如果能被吸收过来，对于新统治阶级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为了新主子而对民众进行的压迫，更是不遗余力。
同时，这样也可以非常好地将民众对统治阶级天然的怨恨，转嫁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在重压下的希望所在的人身上去。
到民怨沸腾之时，这些人也可以被扔出来当成替罪羊杀掉，换来民众的欢呼。
这同样一举多得。
给予故韩贵胄微不足道的权利以诱使他们替昭国统治，可以同时防止上下两个阶级的叛乱可能。
同时也给昭法在别国扎根提供了足够的缓冲时间。
故韩之所以叛乱，一方面是始皇故意压迫，要将韩国浊水之下的大鱼小鱼都给勾引出来一网打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缺失造成的权力真空没能及时补上。
昭国官吏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在一片陌生土地上施政，可不是简单的颁布法条就可以的。
即便昭法在此时如何完备以及超越时代的优越，要想让“野惯了”的故韩人习惯被法条管束，并不是朝夕可成的事情。
但如果始皇没有将故韩王室全部迁出，其实他们可以被当做非常好的介质，来对故韩进行间接统治。
民怨归于他们，实利和民望归于昭王，这才是统治的艺术。
始皇重利，更不会虚伪地对利益避而不谈，因此扶苏对此也是直言不讳，直接以重利说之，想必会让始皇满意。
扶苏希望将这一套统治的方案形成定例，套用到日后所征服的其他国土上。
如此一来，也能大大软化各国统治阶层对昭国的反抗，甚至造成统治阶层的分裂。
所谓统治阶层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总有人如意，也有人不如意。对不如意的那一方来说，昭国的来到非但不是大难临头，反而有可能是上位掌权的良机。
在信的最后，尉缭子也向扶苏征询了一些有关于他最新所著的《制胜篇》的建议。
这让扶苏有些受宠若惊。
因为这意味着，尉缭子将他当做了可以在学术上进行平等交流的人。
扶苏还不知道的是，他给尉缭子所写的信，已经折服了几乎整个咸阳城的才智之士，甚至在始皇帝的授意下，开始在天下传扬。
扶苏这个蛰伏了五年的雏凤，所发出的第一声清啼，已经开始震撼九州。
尉缭子甚至原封不动地在著作中大量引用扶苏的建言。
要知道，扶苏的建言虽然只有短短几条，却凝练了古今中外最成功的两个大国的治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