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对于去年岁入的汇报，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钱多粮少。
如果是在贸易发达的现代国家，这样的问题几乎算不得是问题。
粮食不够吃的话，就向别国购买就是了。
然而在战国时代，国家应对灾害的能力极为薄弱，这就意味着一旦粮食发生危机，国家就将遭受极为严重的打击与削弱，沦落为其他国家鱼肉的目标。
《史记》中就曾记载过秦晋两国之间的粮食纠纷。
提起秦国与晋国之间的关系，后人往往以“秦晋之好”来形容两国之间，由于多年姻亲而达成的良好外交关系。
但实际上，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两国之间从来就没有少过摩擦，《左传》中对两国之间的战争就有过多达十余次的确切记载。
这样的摩擦，在晋国分裂为三国之后，也可以从秦国与魏国之间冲突不断的局面中得到印证。
两国之间著名的那场因为粮食而引起的战争，其开端一般看做是晋惠公二年，周襄王派召公拜访晋惠公，晋惠公却傲慢无礼，召公很生气就讥讽了他。
两年之后，晋惠公四年（即前617年），晋国发生饥荒，于是向秦国借粮。
因为之前晋惠公有过对周天子无礼的行为，这样的祸端被认为是天罚，于是秦穆公就问百里奚是否应该借粮给晋国，百里奚认为帮助邻国是道义。
邳郑之子豹认为晋惠公无礼在先，此时又因为饥荒而导致国力衰弱，正是可以攻打晋国的好时候。
但秦穆公认为晋惠公虽然有罪，可晋国百姓无罪，于是把粮卖给了晋国。
于是，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城，运粮的船队从渭水到黄河，络绎不绝，缓解了晋国迫在眉睫的灾难。
晋国自上而下都为秦国的慷慨而感激涕零。
晋惠公五年，秦国又发生饥荒，于是向晋国买粮。
晋国君臣就商量此事，这时庆郑就说：“秦国帮助过我们，现在他们有难，我们就应该帮助，还商量什么？”
然而虢射认为晋国大荒，秦国不借机攻晋，却卖粮给晋国是秦国犯傻，上天又给了晋国机会，晋国不能像秦国一样傻，应该借机灭秦。
惠公采纳了虢射的意见，拒绝了秦国使臣冷至。
冷至回到秦国把情况报告给了穆公，穆公大怒，率兵大举伐晋。晋惠公整军备战，但因他的所做所为不合情理，故不得人心，君臣不和，士气不振。
两军大战于韩原，晋军大败，惠公被俘。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怨恨难以平息，预备把他杀了祭天。
公孙枝说：“我们杀了他，晋国人会怀恨我们，关着他，只是一个没用的匹夫，驱逐他，肯定有别的国家收留，不如要他把河西五城割给我们后让他归国复位。”
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之姐姐，这时也派人来以自焚要胁穆公放了惠公，穆公考虑后，就以交割河西五城及晋太子公子圉入质于秦为条件送惠公归国复位了。
这次由借粮而发生的战役，史称为“泛舟之役”。
顺道一提，这个公子圉后来与公子重耳争夺过晋国国主之位，当然最终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粮食自来都是一国的命脉所在——这一点实际上到了现代国家也依然是成立的，这也是为何我国一直都要坚持耕地面积的红线不可动摇。
向他国购粮的话，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等于昭告天下，己方的国力遭到了削弱。
这对于致力于创建后霸主时代的霸权制度，引领天下格局的昭王来说，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在李斯汇报了往年税收成果之后，大朝会自然而然地进行到了下一个议题。
这也是包括扶苏在内，所有大昭武将们最为关切的议题。
这就是：昭国下一步的用兵方略。
正常来讲，除去要用来制衡齐国，且已经完全打服了了的楚国，昭国用兵的方向就只有两个。
一是赵国，二是魏国。
这是早在伐楚之战结束前，各国都已经洞悉了的。
现在的问题是，先进攻哪一国。
作为国尉，尉缭子对此自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于是在李斯刚刚走回队列，将发言的位置让出来之后，尉缭子便在群臣的注视下站了出来。
“臣以为，当先伐魏。”
开宗明义，尉缭子不是李斯或者甘茂那种喜欢拐七扭八最后让你猜的类型，开口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国尉说说理由。”
始皇帝依然是一副冰山面孔，丝毫看不出他的倾向如何。
“唯。”尉缭子又是躬身一礼，然后娓娓道来。
“首先，相邦方才提到过，”说到这里，尉缭子与李斯的眼神稍有碰撞，但相互并未有示意动作，“因为各种问题，导致了今年的国库存粮并无往年充裕，因而作战时间最好控制在三个月内。”
始皇看向了李斯，“相邦怎么说？”
李斯明白王上的意思，这是要让他考量一下尉缭子所说的三个月是否正确，李斯沉思一番后点点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超过三个月的作战时间不是不可以，但到时如果国中再出现一次蜀中大震这样的祸端，很容易造成极大的损害。
于是始皇心中有了数，“国尉接着说。”
“赵国不比当日的西魏国小地狭，缺乏战略纵深，也不是不久之前四面应敌的楚国，能够集中兵力的赵军并非弱旅，要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