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安排宴会的地方是在芷阳宫内。
之所以没有选在长公子府，因为正如之前所说，除了嬴漺之外的弟弟们都未成年，大多仍旧住在宫中，出入并不方便。更不用说王女们更无法随意出宫。
而如果选择在华阳宫的话，总有些借母亲之势逞威风的感觉，不利于扶苏展现对兄弟姐妹们的友爱。
选择芷阳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对很多够岁数进学的公子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此地也是他们进学的地方。
扶苏之前兴办的官学十分成功，始皇十分赞许，然后亲自下诏将积阴阁扩建为同时可以为包括公子们在内的宗室子弟进行教学活动的机构。
而这个机构的实际控制权自然也从扶苏的手上过渡到了始皇手中，毕竟这样一个有望能掌握天下士子人心的地方，不可能交给一个公子来掌握。
始皇还出台强行诏令，命令宗室之中的八岁以上适龄童子都必须要在积阴阁中学够至少三年时间。
扶苏知道，这是要将童学启蒙从私人手中收拢到官方的战略手段。
此时的教学还处在由孔子创立的私学阶段，有志于学业的童子们，或者他们的家长如果想要让孩童学习知识，就要准备好束脩——几条肉干或者米面作为拜师礼，求老师收入门庭。
等到老师收下礼物之后，才会将弟子纳入门墙，为他们进行启蒙教育。
私学本就是孔子的首创，因此如今创办私学之人大多都是遵循孔子学说之人，便是在昭国之内也是如此。
看出问题了吗？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想要学习的童子，最早接触的学说都是儒学。即便日后眼界扩展之后，会有人选择其他学说，但最初的观点要发生改变是十分困难的。
这对重法抑儒的始皇来说当然无法接受。
基础教育都掌握在儒家手中，即便再抑制儒家，也不能毁坏他们的根基。
因为毁坏了儒家的根基，就等于毁坏了大昭基础教育的根基，弊大于利。
于是在此前由于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始皇只能命令吏员们加强普法力度，同时规定如果有愿意学法的人，无论身份贵贱，官吏都不可以拒绝他们的要求，必须每日抽出时间来指导他们学习。
由于这条命令而得益之人不知凡几，如今在各级官吏中都不乏有由这条道路获得晋身之资的。
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一路从贱民攀爬到廷尉高位的劫了。
扶苏知道，始皇真实的目的还不仅在建立一个规模有限的，只供宗室子弟与功臣之后进行学习的机构。
目光长远的始皇帝从一开始接受积阴阁，就想将其逐步扩张为稷下学宫那等在全国，乃至天下范围内收拢英才的庞大机构。
在积阴阁规模足够庞大，能够渗透到县镇之后，私学最终便会失去生存空间。
它不但是收拢天下英才为己用的育才组织，更是始皇用来抗衡制约儒家对童学启蒙强大统治力的工具。
这同样也是扶苏乐于看到的，在重法抑儒这一点上，扶苏与始皇有共同的观点。
应当说，积阴阁本身就是寄托了扶苏阻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念头。
文以儒乱法，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最大阻碍，比佩剑抗衡官府的游侠儿还要值得警惕。
西汉时期之所以能够提出“独尊儒术”来，除了帝王要借着“改良”后的儒学来巩固统治，更因为到了董仲舒的时代，儒家已经奠定了自己独占百家鳌头的地位。
除了同为显学的法家与道家，其他各家学派都已在儒家的强大压迫力下逐渐式微，早已不复如今百家争鸣的盛景。
究其原因，就是各家各学都不太愿意将精力放在扩张学说影响力、增加学派人数上，而更愿意精进自身的学问。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是本着贵精不贵多的态度来对待学说继任者的。
然而儒家截然不同。
儒家自脱胎于道家以来，就一直极为热衷于扩张学术影响。儒家对于学说继承的态度是：只要有足够的人口基数，总会有一两个英才出现的。
况且儒家的学说精髓早已由孔孟两位圣人立好了，后人只需要习就可以了，不需要创新学问。
其实儒家与其说是学说，其实更类似于宗教，尤其与同样致力于扩张和排除异己的基督教十分相似。
两者之间，无论是对经典的态度、庞杂严谨的圣人体系，还是对异端学说，尤其是对自身内部的不同学说的痛恨，都十分相近。
在得到始皇“注资”之后，积阴阁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阁楼小殿的范围，而是几乎完全覆盖了芷阳宫西南角。
王公贵族子弟与功臣子弟的上课时间分别在上午和下午，就是说等公子们放课后，积阴阁中还继续会有学生进行学习。
为了避免饮宴的嘈杂声音吵到教学活动，扶苏特意将宴席摆设的地点放在了东北角上。
因此放课之后，年轻的公子们还要走上一段不短的距离，才能到地方。
一路上，年岁不大的王之子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今日的饮宴，语气中都是兴奋不已，与出门踏青的学生们并无区别。
公子们讨论的重点，自然不会是可能出现的山珍海味，而是在他们那位大多数人只闻其名却从未见过的大兄身上。
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位大兄将来极有可能成为自己的王。